上回说到高文化在百家岩寺前给周公和孔子讲说，从古代讲到现代，提出了独立和自由的种子为什么一直不发芽的问题，又拉出了儒家文化，把孔子也吓了一跳。不过，还好，高文化把儒家文化分成先秦儒学和后儒家文化，似乎比较客观了一些，不是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了。当然把孔子也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只听高文化说道，独立和自由的第一次提出是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他在1929年首次在纪念王国维碑铭中提出来之后就有了很大的振动，那年恰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十年。所以可以这么说，独立和自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产物，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独立和自由的突破，哪怕再过五百年、一千年也不可能，原因就是中国旧文化的束缚，中国旧文化就是后儒家文化。所以我说，不打破后儒家文化这个茧就不可能诞生独立和自由。
陈老先生提出的原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人说这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那么什么时候理想能够实现呢？这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要想知道什么时候理想能实现，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提出近一百年了却仍没实现的原因。
有人定义中国的后儒家文化（也有人概而总之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那是不确切的）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也就是说专制主义就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所以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没有人能提出独立和自由的概念，哪怕《周易》里隐含有也是枉然。但是在西学东渐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有陈寅恪老先生率先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形式提出来，但是提出来就能很快实现吗？不能，因为枷锁虽然被打破但仍然存在。用佛教语言来说也叫做人们心里仍然有执，如何破这个执是问题的关键。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永无止境的事。几千年的惯性一朝一夕就会没有了吗？不会，绝对不会。所以枷锁的存在就是问题的根本。
据记载，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看看，陈老先生在学术领域为了争取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都需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何况在所有中国人的意识领域里普及这种精神呢？需要多大的定力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号称中国国学正宗的儒学，自宋以后，与佛、道混合，越来越倾向于谈“性”说“心”。到近代的所谓新儒家更侈谈心性，简直是“以为非此不足以为孔孟之徒”。然而，陈老先生三十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即已明确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制度渊源略稿》中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政律复采用之。辗转蜕嬗，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二之正统。”
看看，无论从思想领域，还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结构，一语道破了中国两千年来儒法合流的思想正统。
问题已找出，根源已显露，如何在人们意识形态上彻底破枷毁锁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了。理论已无需做更多的解释和讨论了。陈老先生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之。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帜，将其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