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贪官杀了就行，管它是不是这个案子牵扯到的，杀了就大快人心。
但是这种胡乱作为也是一种暴力执法。虽然有肃清贪官的正面作用，但是其后果不堪设想。
朱元璋那样从严打击，当时也有一个好处，侵吞公共财产者行贿者与受贿者同样从严处理，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或者侵吞公共财物者，都要考虑一下，即“小人见而非心必省”，即非法所得的收入是否抵得上未来的风险成本，这在当时改变社会风气上，很有好处。
关于郭桓案的起因，《大诰》也有记载，题为《卖放浙西秋粮》：“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
另有第四十九条，题为《郭桓造罪》：“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古今贪有若是乎！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
如今我们把元代《大诰》的记载，心平气和地进行逻辑分析，财税系统当时的管理有弊端这一点，并没有疑问。
明代的农业税分夏税和秋粮，有实物部分，也有交纳钱钞的。洪武时的税额，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而浙西的官民田，因是籍没张士诚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以私租簿为税额，一亩有税收二、三石的。
洪武时，苏州一府秋粮便有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其中民粮只占十五万石，其余都是官田的税粮。而浙西也是重税的地区，杨宪为司农卿时，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所以苏松浙西这个地区历来是重税区，实际上收不到那么高，所以账面上的税额与实际上仓的税额，这中间有很大的差额。
仓库的管理上当然有弊端，自然有盗卖公粮的，因为征收时又有鼠雀耗之类超额的部分，又有因灾减免的部分。
所以到了户部那儿只能是一笔糊涂账，而朱元璋一认真，把账面的记录与实有的核对起来，几年积叠下来其中当然有一个巨大的亏空额。
他把这个亏空额，不论自然损耗和存储的货损，都看做郭桓以下户部及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的贪污，而且自上而下地一律追赃，所以才会出现中人之家以上，大抵皆破产的局面。
因为经手税粮的粮长都是当地中人以上的富裕人家，朱元璋那样刨根究底去追赃，而且在事实也采用刑讯逼供之下，体现那么多被牵涉的人等，自然就最后多了去了。
如果仔细追究事件端倪，其中错案、冤案以及把案情扩大化的相当多，这个问题当时便有人提出了。
据《明通鉴》在洪武十八年，元月，便有“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以为言，上乃手诏列桓等罪状，敏等又言：‘桓所妄指，皆法司逼令招供，遂成冤狱。”
上叹曰：“朕诏有司除奸，顾复扰吾民邪？’乃榜桓罪示于天下，而论右审员吴庸等极刑以压天下心。”
案子要定，借机公报私仇，搞冤假错案的酷吏也要定罪。
《明史刑法二》称朱元璋“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后率以罪诛之。”
这里是集中讲这些酷吏的下场，实际上他们是在不同时期因各自的原因而被杀，从郭桓案讲，朱元璋杀人是多了一些，然而从整体上看，财税系统如此狠狠地整顿下，吏治情况会有所改善，因为这个系统本来便是一笔糊涂账，这方面的弊端，在宋元以来便是如此。
朱元璋在《大诰》的第三条，《胡元制治》中便讲到另一个户部侍郎张易，朱元璋说：“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