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并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袁可立。
这些情节，都至少说明魏忠贤此人并非一无是处，他亦有爱国之心，无国，则连他都没有，他还不至于什么都不懂，事实比小人还昏聩。其实大奸臣，也是一个人才，不过是不为大义，自取小利之辈。
魏忠贤非因大过，而一无可取，他能凭借自己的能力，一路做到极品太监，也并非一步登天。
因此有关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
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
袁崇焕一心献媚魏忠贤并为其建生祠，但魏忠贤发现袁崇焕夸夸其谈好大喜功不堪用，还是即时撤了辽东巡抚袁崇焕。
想想为什么魏忠贤滥权当政时，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基本上没什么人造反，孙承宗修关宁防线不缺钱，袁可立组建和扩大登莱水军后援勉强能跟得上，而东林当政后关宁军防线那么紧张，国内屡次造反？
关于孙承宗与魏忠贤之间，其实是有很多故事情节是有需要补充的。
孙承宗并非魏忠贤不想动，但孙承宗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帝师，而且天启皇帝对孙承宗非常尊崇，魏忠贤屡次想要除去他，但皇帝不允。
还有孙承宗的老相好袁可立，在去登莱之前，也担任过天启皇帝的老师，后来，一系列有关不利于辽东的事件，才为阉党利用，导致孙承宗最终去职。
看来当官的，也是不好算自己前程的，一不留神，人就没有了，还不说道理。
从明朝的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他们我的主战，其实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
但这实际上变相的使大明帝国财政匮乏。
即使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最终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撤销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这也是把自己的王朝经济，最终逼向一条绝路。
东林党即使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私人经济，也不会向他崇祯缴纳多一分的税收，相反战乱时期，东林党就此形成的新势力，更是坐大地方的军阀势力，导致封建王朝的最终覆灭。
至于此后的反清复明口号，是不是东林党的余党在搞，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当时的明朝正历和野史，也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他其实贪得实在不多，就算相比权势，也没有多大，况且执政时间他也不过区区三年多时间，要说为祸甚烈，实在是一群反对党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魏忠贤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
这是有历史可查的。
辽东巡抚袁崇焕在献媚魏忠贤的疏中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这些文字摘录自《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无论魏忠贤是不是虚假作为，它毕竟作为了。其它的人并没有此例。但是他们有脸说别人贪。
两浙受灾时期，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
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制的恶例。
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甲字库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药的部门，里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准领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