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个齐国商人来到吴国采购货物，商人与伍子胥是旧相识，就在闲暇时去拜访他。伍子胥问起齐国的局势，商人说：“陈氏和鲍氏的情况不太妙，高、国、东郭和梁丘等氏族一直与两氏作对，陈氏内部也不和睦；各方都在拉拢党羽以壮大力量。我听说孙武拒绝各方游说，躲到边邑去了。孙武有套独特的战争理论，我曾经听过他讲授兵法，真是耳目一新、闻所未闻。孙武之才干绝不在天下任何一位名将之下，夫子如果想用能人，孙武堪当大任。”
孙武出自陈氏，他的祖父陈书因伐莒有功而被齐景公此为孙氏。
伍子胥大喜，他专门到齐国考对孙武进行考察。通过数天的交流，他认为孙武确实是位旷世大才，然后就带着他回到吴国来见阖闾。孙武向阖闾奉献了他编纂的十三篇《孙子兵法》，阖闾后大惊：“仗还有这么打的？”
原来阖闾自幼接受季札的华夏式教育，的历史、军事典籍都出自华夏（当然弑君的观念也可能是受到了华夏诸侯的启发）。华夏战礼的条条框框很多，包括不伐遭遇天灾大丧之国，不伤害战俘和平民，不灭绝敌国祭祀（阖闾放走徐子就是很好的例子）等等。
设计此种战礼的基础是“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战礼的血缘特征显着。设计者认为：王室与天下诸侯、包括诸侯之间要么兄弟（同姓），要么是舅甥（存在婚姻关系），每位君主的身体里与交战国君主体内都流淌着相同祖先的血液。因此国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亲族内部矛盾，当然不能杀对方全家而后后快，否则就对不起祖先和上天。先人的在天之灵就会降下大罪。
后来随着戎狄反叛、楚国崛起，战礼中特别不合时宜的条款就被抛弃了（如“不鼓不成列”、“不重伤”等），但是基本原则仍然被严格遵守。
孙武则不然，他在撰写《孙子兵法》时排除了血缘制的干扰，而只是以战胜做为唯一目的（即兵法的“一”），围绕这个目的计各种原则。为了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因此孙子提出“兵行诡道”的思想（老子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要综合考察天时、地形，要搜集关于敌国与军队的一切情报，要知己知彼；要严守军令：动如漫山遍野的脱兔，静如漫山遍野的处子；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要欺骗、要诡诈、要要像烈火燎原毫不留情；为了胜利要无所不用其极。
孙武据此提出将帅要具备“智信严勇仁”五个特征。他把智慧排在首位，把仁慈排在末尾，以此说明战争是智慧的较量，是“奇”和“诡”的对抗；对生命的怜悯要适可而止。
孙子以其敏锐的前瞻性使得他的理论超越了血缘制，远远超越那个时代。
实际上“礼崩乐坏”不仅体现在天下时局上，也体现在人的思想上，体现在《孙子兵法》中。由于孙武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本质，认清本质的诸侯们便摒弃战礼，开始以血洗地了。以至于后来孟子痛心疾首地说：“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但是孟子所称的“罪”恐怕也不能算在孙子头上；如果硬要算，那么因“伐交、伐谋”而免遭战火涂炭的生灵就应当感谢他了。
阖闾得孙子与《兵法》如获至宝，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与孙武泡在一起，向他学习兵法理论，研究伐楚战术，并将将理论率先应用在不走运的楚人身上。
鲁昭公三十一年秋，吴国人出师进攻楚国的夷城（城父，今安徽亳州附近）。之所以把夷城做为目标，是因为徐子被楚昭王安置在那里，阖闾想要体验下“灭国绝嗣”的感觉。但是吴军行进道善道时，泛滥的淮河阻断了军队前进的道路。阖闾不愿意无功而返，于是分兵向潜城（今安徽霍山西南）和六城（今安徽六安附近）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