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壬午，九月初八，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劾内阁首辅方从哲十罪、无君者三，其中有一条便是企图为崔文升脱罪，还有庇护郑贵妃，庇护盗宝的刘逊等人。
此前，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先后上书，要求严惩乱用药的崔文升、李可灼，惠世扬的这次弹劾则是进一步的升级，将矛头直接对准首辅方从哲。
而从初八日开始，《华夏商报》也刊载了“红丸案”始末，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术业有专攻，治病是医生的事情，崔文升、李可灼之流完全是在赌博，其心可诛；参与其事者本应有更加明确的立场，而未有作为，是有过错。
就此，《华夏商报》以商榷的语调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一是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应当严谨，减少随意性与人为因素；二是问责制度应严格而不是严苛，有错应当承担责任，但亦不能因为有错便彻底否定一人、一事。
《华夏商报》在全国的发行量已突破万份，除了北直隶由天津驿承送的近五千份以外，山东、河南、山西、南直隶、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直都有书商代理，或三天或五日，或搭乘舟船，或由驿递送往各处。
虽然时效性差了些，可相对别的传递渠道，也不会慢太多，特别是与别的报纸相比，《华夏商报》的内容量与质，都要胜出很多，已然成为全国第一大报。
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起码这期报纸一出，首先会有一万多读者知道红丸案，知道报纸上提出的那几条建议。
然后通过交流、借阅或抄传翻印。这个数量起码还要乘以十，再有口口相传，还要再乘以十，报纸对大明百姓，尤其是识字的精英与市民阶层，已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华夏商报》的报道。一时之间，朝野内外都在热议“红丸案”，刘一上书叙述红丸案始末，认为李可灼是勾结内官献药，方从哲及刘一在内地诸臣都未能阻止，皆是有过错，这也是持平之论。
崔文升用药，让光宗腹泻不止；李可灼用药，让光宗一命呜呼。因为两人都不是医生，这已经构成医疗事故，崔、李二人显然是有过错的。
何况致死者乃一代皇帝。李彦印象中应该立即拿问才是，没想到两人根本没事，光宗刚死之初，崔文升还得了五十两赏银，后来为御史郭如楚弹劾，才改为罚俸一年，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向来微薄。
旨意上说。李可灼向先帝进药而没有效果。是比较鲁莽。但也是臣子爱君之意。出于好心。因而从轻处罚。暂且罚俸一年。
明代皇帝旨意地拟就有两种。一种是内阁票拟。皇上阅读后交司礼监披红。也就是说具体意见都是内阁给出地。大部分旨意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发给内阁地旨意。这种“中旨”。内阁甚至可以选择不执行。属于特殊情况下才有。
刑科给事中魏应嘉便上书说：如果这个旨意是皇上所下。那内阁只是执行；若是内阁票拟。则阁臣有负国家。有负圣恩。
这一次群臣交章弹劾。朝野哗然。得旨：回籍养病。不得轻抵辅臣。
由于明代政治地特色。回籍养病是很多被言论攻击地官员选择地退路。这并非意味着有罪或有过错。只是平息争议地一种方法。
在李彦看来。原本很简单地一件事。朝廷中闹腾一阵以后。并没有发生大地变化。崔文升闲住。李可灼养病。总让人感觉轻了。
“其实，以医病过错来说，如此处罚，倒也可以，奈何崔、李并非医者，本该严惩，以儆效尤，”李彦与石柱子讨论明日报章上的立场，他这时候倒未考虑政治，而纯粹是从廓清事理的角度来说。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来说，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地事，这是崔、李主导光宗最大的恶迹，他们本来没有行医的资格，却妄图侥幸，这不仅是此二人地悲剧，同样也是制度规范的缺失。”
“少爷说得是，朝廷里互相攻击，看上去都说得有理，关键还在于职责不清，而大多数人依然纠缠于用药之过，处罚不当，即便今次处罚，日后或许还会再度发生，”石柱子同样摇了摇头，受到李彦的潜移默化，他也越来越倾向于“立万世之法”，并依法行事。
“正是如此，随后几日的报纸，便以这个思路作主题，”李彦翻了翻这几日的邸报，以及通政司里递出来的消息节录。
“李可灼用药时，内阁大学士都在场，若真的追究，刘一、韩也脱不了关系，对李可灼的处罚，内阁的意见应该是一致地，言官们争得再厉害，怕也是无用，”李彦微微摇头叹息：“可惜，大家都忙着争斗，看不到此事的根源。”
华夏社的编撰队伍在不断扩大，其成员都经过李彦精挑细选，这年头寻找出路的读书人不少，能安心做编撰的并不多，很多人是将华夏社作为进身之阶。
李彦起初不大满意，后来想想觉得也不错，这些人在华夏社做过，自然会受到社里一些规定与文化的影响，等他们真的进身了，这种影响便会随之扩散。
更何况与东林书院一样，这些人从华夏社走出去，也会成为华夏社的人脉和关系网，虽然李彦还没想着去搞出个华夏派，但也能给华夏社的发展带来很多方便。
出于这样地考虑，李彦便敞开大门招收编撰，反正很多人不愿意要报酬。
当然，要想成为华夏社的编撰，不仅要会写文章，还得接受华夏社的风格。像竟陵派那种文字晦涩的，只能成为华夏社会员，而不是编撰。
除了会写文章，也不能是书呆子，起码能根据要求写出不同的策论文章，对于观点立场。李彦倒是不作限制，他提倡的是兼容并包。
当然，身为总编撰，对于最后刊登出来的文章，他都会严格把关，把握政治方向与“度”，免得招来不测之祸。
同时，李彦也开始逐渐鼓吹言论自由，不以言获罪。后者得到地支持挺多，本来朝廷的科道言官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攻击首辅甚至皇上也寻常；但对于前者。就有那么点障碍，便是最激进地言官，也对庶民议政充满疑虑。
好在明廷对言论地管制并不严格，只要控制好度，李彦发现想说什么都可以，二十几年前的李贽，就能到处宣扬他地“异端”，华夏社地立场，相对温和得多。即便有一二激进的文章。也会同时刊出与此相对立的，作为商榷。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华夏社的报刊，时常会有一些振聋发聩的文章，但同时又有保守的文章作为调和，通常还是以华夏社的名义做出缓和，有人因此而痛斥华夏社的中庸。
当然，中庸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再这一点上。华夏社地态度得到的赞誉远多过毁谤。
也有人认为华夏社不该发表那些激进的文章，不过有了作为商榷与调和地文章，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正是在李彦与石柱子的细心呵护下，华夏社及旗下的几份报刊才得以越来越红火，而华夏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也以其相对低廉一些的价格，以及到位的宣传，还有华夏社本身的名气，而大受欢迎。
在对一些数据和规则进行调整以后。趣玩馆正式对外发布兵战棋第一版。并在彦熙楼大堂做了第一次公开展示。
这次展示行棋的一方是茅元仪，他的《武备志》虽然还没有成书。却已经得到很多人地关注，在京城声名鹊起；而另一方则是茅元仪曾经请教过问题，而引起对方对兵战棋兴趣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孙承宗。
这是一次战役级的对局，地图选择为辽东，背景即是当前，兵力配备也一如当前，孙承宗统领明军，茅元仪模拟建奴发起春季进攻。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孙承宗、茅元仪都认为今年辽东大旱，那么到了明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建奴必然会发起一次春季攻势，以劫掠粮食。
“建奴的战略目标无非是通过劫掠，获得物资，并扩大其生存范围，而其春季作战，重在粮食与丁口，”作为兵战俱乐部的一次活动，孙承宗在行棋开始前，侃侃而谈，在此之前，孙、茅二人就这次行棋，或者说辽东春季作战，已经有过仔细的研究。
“此次作战，我大明辽东军十五万，其中沈阳七万，辽阳六万，后金军战兵两到三万，我明军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然机动能力不及对手，又有广大地区需要分守，兵力无法集中……”孙承宗简单介绍了战役情势。
大堂中一百多人多是兵战俱乐部的成员，平常也下了不少功夫，闻言不禁屏住呼吸，彷佛置身于辽东那片金戈铁马的战场。
简单介绍以后，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行棋，李彦则带着特别调集地一批账房和技校学院，负责数据的计算，因为之前已有磨合，还算顺畅。
为了充分演示兵战棋的玩法并演示战场，孙承宗与茅元仪分别进入二楼的一间的包厢，而他们采用的任何操作，都会递给李彦的裁判组，裁判组经过计算以后，将结果反馈给行棋者，并向观看者展示、解释。
简单的数据计算技校学生足以胜任，作为对兵战棋规则的理解最为透彻者之一，李彦担负起条件判定和讲解地任务。
战役模式与战斗模式地不同之处在于，行棋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谋略，譬如诱敌设伏、偷袭、集中兵力以多打少等，这也是建奴常用地手段，茅元仪都一一尝试。
孙承宗用兵谨慎，很注意对敌情的侦查，但是效果并不好，双方骑兵上的差距确实导致了明军的被动。
为了阻止建奴达成劫掠地战役目的。孙承宗没有选择固守沈阳、辽阳，试图集中兵力在奉集堡一线，与建奴展开决战。
不过在其援军到达奉集堡之前，这个堡垒的几千士兵，已经被李彦判定为溃散，援军也遭到袭击。
李彦将士气低落、溃散等负面效果施加在明军身上。对孙承宗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他还是稳扎稳打，并使用计谋设伏，歼灭了茅元仪的一股骑兵，终于在白塔铺稳住阵脚，集兵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