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来自辽西前线的第一份奏报送达京城，这份奏报乃辽东经略熊廷弼发出，尽道广宁大败，广宁军大溃的前方战情。
明廷朝野内外顿时一片哗然，不久之前，王化贞还大声疾呼，要渡河击敌，不曾想转眼之间，数万大军，已然灰飞烟灭，关外雄城广宁不战而沦落建奴之手。
坏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转眼之间，明军就放弃了辽西走廊，熊廷弼、王化贞先后退入山海关，熊廷弼在山海关上奏：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列。臣回关之日，拟即自入囚车，进京诛戮。
熊廷弼回到山海关后，当然也没有立刻进京候诛，而是收拢关外溃兵与数十万避难的辽民，朝廷也下旨令其“戴罪守关，立功自赎”，熊、王两人在山海关也确实以“自赎”的态度，实心任事，颇为用力。
不过，这显然并非最终的结果，只是临时稳定局势的做法，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熊廷弼与王化贞都必然要为广宁失败承担责任。
朝廷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山海局势，防止建奴破关而入，京城内外，已经乱成一片，都在担心建奴会不会打进关城，相应的，能在这个时候想到辽南的，可谓少之又少。
辽西始终都是战略的重点，而不是辽南，辽南充其量也只是牵制而已。
此前，朝廷一再命令辽南出兵牵制，李彦也上疏保证，复辽军一定会全力出动，但为了保密，并没有说明会如何行动。
广宁战败之后，辽南的奏疏也是很快送到京城，李彦提出的应对有三条：一是起用孙承宗为辽东经略，统筹安排蓟镇、辽西走廊、辽南、天津、登莱的军事战守。其重点又是重建辽西走廊的防御体系。
第二点就是辽西的防御，绝不能退守山海，虽然历史上明军也是前出防守，也没有成功，但那是因为前出防守的具体方法不对，而不是这个战略本身错误。
如果退守山海关，辽西将彻底丧失进攻压力，建奴可以肆意地清扫周围的其他势力。譬如辽南、东江、朝鲜，以及北蒙古。当然最恶劣的就是，明军将失去对西蒙古地控制，建奴则可以从容联络，最终重现历史上建奴从西蒙古领地，直捣蓟镇、大同镇等情况的发生。
就当前来说。最大地危害就是建奴可以从容地调集主力。征伐辽南、东江。复辽军将面临巨大压力。
明军在辽西走廊保有军事存在。即便是没有能力拓地。这也是需要尽量避免地。也可以对广宁。对辽东形成一定地军事压制。至少使其不能肆无忌惮。
当然。这也要建立在明军具有野战能力地基础之上。或者建奴担心明军地野战能力。历史上明军在宁远、锦州建城。建奴打了几次。到了后来发现明军没有野战能力。也就不再理会。先后扫清东江。征伐朝鲜。赶走北蒙古。又绕开辽西走廊与山海关。数次侵入明朝京畿一带。视辽西走廊与山海关地驻军如无物。
到了那个时候。守辽西。还是守山海关。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在目前。明军守宁远。守锦州。还是能起到牵制作用。
本当为复辽主力。却只能指望他们发挥牵制作用。然而。到了最后。就连这样地牵制作用也起不到。这是李彦所看到地辽西军。也是历史上地辽西军。
他们地作用。或许只是延缓一下建奴地步伐。甚至就连这点作用也起不到。
李彦举荐孙承宗为经略，因为他记得历史上的孙承宗似乎做得不错，而且孙承宗与兵战俱乐部的关系比较近，曾经参加了兵战棋、国战棋、练兵棋的设计，包括最后地水战棋，李彦也征求了孙承宗的一些看法。
以李彦与孙承宗之间关系，若是孙承宗经略辽东，两人想来可以配合得更加密切，重建辽战新格局。
李彦的第三条建议，就是坚守辽南，开镇东江，以南线与东线强有力的军事存在，牵制建奴，使其不能集中全军于一路。
李彦的建策相当具体，不过朝廷这个时候还顾不上辽南与东江，当务之急是应付山海关前，辽西的紧急状况。
孙承宗倒也自请督师，不过因为广宁战败而遭到弹劾的兵部尚书张鹤鸣也主动请缨，张鹤鸣有着西南战线留下地“知兵”之名，又是兵部尚书，他主动站出来，立刻得到廷臣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支持。
相比较而言，孙承宗虽然是翰林出身，朱由校的老师，但是他并没有署理军务的经历，选择张鹤鸣而不是孙承宗，在很多人看来，也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