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勇进了谭平山的办公室，两人相视会心一笑。似乎很多的客套和寒暄都在这会心的一笑里了。
“时间还早，先出去走走吧！”谭平山提议道。
闫勇心领神会，率先走出了办公室。
“景观大道？”发到了汽车，闫勇侧过脸征求谭平山的意见，谭平山哼了一声算是表了态。
闫勇没有再说什么，专心开着车，娴熟地动作透着老练，出了市委大院，就拐上了景观大道。
他们口中的景观大道是一条长二十公里东西向的街道，也是清河市主要的街道之一，正是下班高峰时段，车辆很多，也不是很流畅。
“真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多车，路是越修越宽，可却是越来越难走。”走走停停，难免寂寞，闫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是啊，车跟人抢道，人跟车抢行，不乱才怪。”谭平山摇摇头，无奈地笑着说：“上班、下班，办事，离开车还真是不行，而且买了车就得给人家上牌照，就得允许人家上路，就得允许人家停车，可路就那么宽，那么多，总有上不了路、停不下车的哪一天。”
“也是，河州市也这样，只要是路就有车，是路边都停着车，这似乎已经成了城市通病了”，闫勇附和着，“不管吧太乱，管吧可也总得给人家一个停车的地方啊，是得好好研究解决的办法了。”
“怎么解决，你看看这一街两巷的高楼，你看看这穿城而过的车辆，哪一个不是天天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节假日高速公路大堵车，那只是一种表态，告诉你城市有多少辆车。”谭平山叹了口气，缓缓地说：“谁不想轻轻松松的上班、下班，可产业转移，以往的企业都搬到了城外或远郊，可企业员工和家属还都在城里，而且是中心的位置。城市重心转移，以消费导向建起了商场、写字楼、金融中心、政府机关，可新建的商业住房都在城外，医疗和学校却在城里，每天早上城里的要到城外上班，城外的要到城里上班、办事，每天都进行着这样的人口大挪移，能不堵、不乱吗？”谭平山若有所思地说：“以往城市建设有计划、有规划，多少人口建多大的城市，以及相应的配套和附属设施。城墙围起来，四围四门的或四围八门的都各有规制，城里面也是署衙、集市、教育各有分区，井井有条，生产作坊也是前店后场，兼具生产和生活，街道纵横交错、经纬有序，秩序井然，难道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古代的统治者有智慧吗？”
“说的也是”，闫勇像是对着谭平山，又像是自言自语道：“说是以人为本，可做的却是两码事，道路中间横着隔断，人走天桥车走路，对面就是公交站，可要走过去却要绕很远的路，年轻人还好说，有时候看着老年人和抱小孩的妇女，气喘吁吁地绕上跑下，真为他们捏一把汗。还有路边停着车，人行道上电动车呼呼地跑，行人走道都处处面临着危险。大人还好办，孩子怎么办？他们在这种挤抢的环境下长大，心理能不产生变化吗。”接着又说：“城市原本就是一个综合体，是人居住和生活的所在，自我完善、自我养护是基本的功能，可随着社会化功能的加剧，特别是资本时代、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各级政府都在为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而焦虑，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原有产业整体搬迁到远郊，或异地重建，或集中在产业园区，还有的利用企业改制和产业升级的机会，任由企业自生自灭，腾出城里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地方政府既有了不菲的卖地收入，又建立起了城市的金融、商业体系。农村的耕地被城市产业转移所占据，或者是商业开发所征用，城郊平整的、优良的土地纷纷建起了房子，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只能靠更远的郊区贫瘠的土地提供，城市越来越大，以往城墙是城市的标志，现在却以城市外围环线作为标志了。以往二环就是远郊了，现在二环以外成了卫星城了。城市的自给功能越来越弱，甚至有些城市演化为纯消费城市，城市自我造血功能几乎消失殆尽，加上流动人口和进城的农民工，几百万、上千万的中心城市越来越多，二三千万的超大城市也不断涌现，城市供应完全靠外地调入，因此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带来物价的波动，前几年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都是资本和炒作的因素？不是城市自身功能的弱化带来的？再说个极端的例子，前几年的那场地震，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城，每天每个人两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三瓶矿泉水，加上一个面包，平时看来不怎么难办的事情，当时却难以为继。当地库存严重不足，全都得靠外面调运，才得以应付下来。一个小县城的突发事故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河州、北京、或者上海，怎么保证群众的生活，怎么保证大批物资的调运，怎么保证不因吃饭问题带来更大的社会混乱？这些想想都后怕。可这些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有所考虑，又有所预警吗？清河市的物资储备够几天使用的，断水、断电、断粮的极端情况下能坚持几天？上午看新闻，说到了菜价对CPI的推动，不免奇怪。细看也就明白了，原来蔬菜从外地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不是为了北京百姓生活，而是为了再拉到重要产地去。这就明白了为什么物价居高不下，物流成为物价推手的原因了。河东的蔬菜种植量大菜好，长期供应京津地区，满足了这些地区百姓生活需要。但如今却要从北京运来，再到哪里去新闻没有说，私下里想，途径无非两个，一则就地消化，二则运回北京。就地消化的可能性不大，河东周边的几个县市淄都是蔬菜的主产区，货源再紧也不需要外地调运，所以只能是重回京津地区，回到那里百姓的餐桌。可这样一次的折腾，名声上去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种菜的不如贩菜的，贩菜的不如卖菜的原因，环节过多和层层加价，推动着价格节节攀升，而生产者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际利益，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只有靠生产者降低利润来消化，也就出现了菜价贱到了农户不愿意收烂在地里的事例，天府盆地的莴笋、苏南的鲜叶菜、河海的蒜薹、包菜，都曝出大量烂在地里的事件，甚至出现了江北菜农自杀的极端事件，原因不外乎收购商控制了价格和环节，农民丰收不增收，菜价不够工钱的怪事。而这种丰年不丰收，粮贱伤农的极端事例现在已经普遍（www.biquwu.cn）存在，‘蒜你狠’、‘姜你军’的背后，都有资本在运作、操盘，而物流充当了重要的作用。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减少物流环节，降低物流成本是稳定物价，稳定生活成本的必要环节，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调剂物资增加供应和平抑价格，这也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或放纵，助推了市场操控黑手的行为。放松了物价的管控，特别是物资的调运管理，让市场自由运作，也就出现了生产和运输、销售的脱节，也就出现了蔬菜转圈的‘怪事’。社会是政府管控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有序经济，鼓励、引导应与打击并重，依法管理市场行为，管理无序流动，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市场’的行为就应该运用政府和法律手段予以打击，还市场于有序与规范，也只有这样，物流才不会成为物价的推手，而是调节物价的帮手。”
“可以啊，你小子，进步很大嘛。”谭平山望着闫勇，忍不住夸奖道：“思考有些深度了。”
“那是，你以为老弟就只会抓人审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也在进步。”闫勇口气满满，很快又软了下来：“大多是听天翔平时说的。”
谭平山陷入了沉思，闫勇的话，或者说齐天翔的忧患使他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之一，尽管这些不是他能决定的，但却是他未来日子可能面对的问题。清河市有什么样的应变机制，他是明白的，面对突发灾难，能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也很清楚。远的不说，只说清河市的城市下水管网建设，就是屡屡告急，屡屡提不上日程，每年的汛期，只要有超过一般雨量的大雨或短时暴雨，都会有城市积水，以及过街涵洞被淹，城市内流河暴涨的情况发生，居民很是不满，每次都下决心改造，但雨水过后一切都又恢复原样。
谭平山做副市长时就下决心进行全市主要路段地下管网改造，而且组织省市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和论证，由于清河市的地下管网大都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管道口径、容量都是按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规划的，现在人口数量已经扩大了近十倍，而且面积也已经扩展了五倍有余。多年来城市下水管网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只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如今要进行改造，不说全面整修，就是重点整治，也需要十几亿元的投入。因此遭到市委书记黄庆和市长钱向忠一致的强烈反对，最终胎死腹中。
他知道黄庆书记的重心也根本不在这里，对于全年财政收入仅仅百亿的清河市来说，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投入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改造，可行性就值得推敲。
当时正是全市借全省运动会主办城市的时机，大力进行城市环境整治，既要保证省运会场馆建设，还要完善太阳谷的前期一通三平，哪有精力和资金做这些事情。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是黄庆奚落谭平山的话，不是亲口对他说的，是通过别人的口传到谭平山耳朵里的，而且似乎下来的话传话的人没敢说，大致不外乎不抓全局不知道轻重缓急等等的牢骚和不屑，这之后谭平山就平调到政法委做书记了，论证也就不了了之。
黄庆的所谓重中之重，是即将在清河市召开的第六届省运会，除了场馆建设之外，就是借省运会东风进行的城市环境建设和整治改造，具体规划是连接场馆的清河路要扩宽改造，沿街七层以下楼房全部拆除，并要求沿街所有建筑实行亮化工程，并实施分段包干。二十多公里长的清河路主要路段，按区域划分为十几个责任区，区委、区政府是第一责任人，街道、居委会是具体落实人，市委、市政府城建、环境、卫生、体育等十几个职能局委协调配合，所有人员责任区上班。黄庆的口号是：“大干180天，打一场全民参与的城市整治改造战争”，而且要求是“一抓落实，二抓落实，三还是抓落实”，总之就是抓落实，而且实施进度每日一报，成果直接与领导职务和工作人员工资奖金挂钩。那一个时期，清河路沿街处处工地、堆堆废墟，相关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地入户做工作，讲道理，生怕有什么闪失影响自己的仕途或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