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276年(公元1368年~1644年)，曾发生过三次北方强敌直逼心脏首都的大事件，明朝几遭灭顶之灾。这三次大事件分别是1449年的也先率领的瓦刺部围攻北京；1550年俺达汉率领鞑靼部发动的“庚戌之变”；1629年后金皇太极制造的北京危机。面对强敌压境，明政府也作出了艰难的阻击，先后组织了三次北京保卫战，并一一化险为夷，三次都幸运地转危为安。但是，三次幸运，并不代表永远幸运。于是发生了第四次北京危机，**透顶的明朝政府最终还是亡于北京危机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推翻了它的统治。不过最后一次北京危机不是来自于异族政权的围攻，而是来自于统治内部的反抗力量——农民大起义的摧毁。
自1406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主要是蒙古政权）围绕北京外围的侵扰和掠夺就有无数次，严重地威胁着北京的安危。为断绝后患，朱棣率领大军先后六次深入漠北，摧毁蒙古主力，扫荡其残余部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1421年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后，至1449年第一次北京危机的发生，二十多年间，明朝边境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明朝人民可以安心生产，间接上造就了明朝历史上少见的盛世之象“仁宣之治”。但安定的时间也仅只二十多年，一味以暴制暴效法汉武帝深入漠北远击匈奴地远击蒙古的做法，收到的效果实在不大。朱棣的数次北伐主要是针对严重威胁明朝边疆鞑靼部进行打击削弱，迫使鞑靼主力阿鲁台部远遁。但是朱棣忽略了北部草原生生不息、此衰则彼盛的事实。当鞑靼部衰落时，瓦刺部却乘机而起，并迅速取代了鞑靼的主力地位，统一了蒙古部落，并对明朝政府虎视眈眈，寻找战机，严重威胁着南面北京的安危。
公元1449年，急不可耐的瓦刺终于发动了进攻，分兵四路出击，当然主要目标是明朝的心脏北京。也先的进攻并不太顺利，但宦官王振帮了他忙，使他大败明军于土木堡，俘获明朝皇帝朱祁镇，原来本打算挫一挫明朝锐气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急剧膨胀——挥军直逼北京，妄图取以代之，重现蒙古昔日的辉煌。于是过了50多年和平生活的北京城又重现刀光剑影，而且危在旦夕。在危难中，于谦等忠臣挺身而出，新任皇帝朱祁钰则力挺于谦，全力组织北京保卫战，最终逃过了明朝建国80余年来最危险的一场灾难。
其实，对于这次辉煌的历史战绩，也先很遗憾地没有亲口多谢王振。因为王振才是也先成功的关键人物，可谓是也先的头等功臣！对于这个说法，也先可能不大喜欢。但事实是，也先之所以敢于横挑强邻，实在要靠王振当年为他铺好了前路——贪污军晌，令边务废弛；也先之所以能够一路势如破竹地杀到北京城外，也多得王振指挥得当——把朱祁镇和40万明军糊弄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
第一次北京危机100年后，过了长久舒适生活的北京政府忘记了100年前的历史教训，对边境强敌疏于防范下，历史再一次重现，灾难再次降临到北京城下。
当年的瓦刺部盛极而衰，取而代之的是鞑靼部。公元1550年，英勇好战的俺达汉在一次寻常的掠夺战中，托严嵩的福，它竟能非常意外地、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北京城外，燃起了他进攻北京的**。防务空虚的北京城内再次面临被掳掠的危险，而且大有400多年前北宋“靖康之变”重现的可能。这一次危难之中，正如当年于谦收拾王振的残局一样，除阶充当了于谦的角色，帮严嵩收拾残局，成功阻止了事态的恶化，捍卫了北京的安全。
俺达汉之所以能够几乎兵不血刃地直捣北京城外，实在多得内阁首辅严嵩为他打好了基础，铺好前路。几年前，严嵩以极度卑鄙的手段除掉了一心为国为民、主张强化边彊防务的前内阁首辅夏言，以及和夏言一起被拉下水的嘉靖朝最得力的边疆守领曾铣，安排一个不谙军事，胆小如鼠的仇铖代替曾铣的位置，为俺达汉的乘虚而入打开了第一道防线。严嵩上台几年间带头贪污，严重侵吞用于边防建设的财政开支，本来用于养14万边防军的财政开支只养到5万，而且军用装备还严重不足，军队纪律懒散，战斗力极差，为俺达汉大军的北京之行打开了第二道防线。有了严嵩的鼎力支持，俺达汉大军自然可以畅通无阻、耀武扬威地直达北京城外。
第二次北京危机79年后，即公元1629年未1630年初，北京又一次兵临城下。这一次不是来自于北方蒙古的进攻，而是出人意料地来自于东北后金政权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