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与密谈期间，受张学良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共产国际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红军高层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诱惑力究竟如何了。
但这种口头上的诱惑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方面也有清晰的认知。1936年2月，红军高层再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明确指示道：“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学良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这就是，此时并不奢求能将张氏拉入“反蒋”阵营，只求双方顺利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遇到董健吾，从他口中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谋求用政治手段和平解决问题——董氏此行的任务，就是秘密赴陕接通与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这一消息对张学良刺激不小。
一者，张学良很不满一面让东北军“剿共”消耗实力，一面又越过东北军与和谈的手段；再者，既然南京方面也在寻求与合作，张学良对自己的“联共”路线自然也就更具自信。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满与自信，3月5日张氏与李克农秘密会面时，竟无一字谈及“拥蒋”问题，以致李克农准备的种种答词都没有派上用场；同时张学良又特别强调，希望通过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要求越快越好。大略同时，张氏放弃了对南京的游说，转而频频与地方实力军阀联络，还恢复了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之间的电函往来。
1936年4月9日晚9时到10日凌晨3时，张学良在延安与、李克农、刘鼎密谈了6个小时之久。此次密谈中，张学良仍继续坚持其“抗日必须联蒋”的立场。
张学良认为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学良说：“蒋先生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是在歧路上，……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
张学良也在担忧，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是张学良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
张学良认为现在的党国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一条法西斯。张学良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张学良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张学良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当然，华胜利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自从步入到了一九三六年后，华胜利隐约地觉得，中国的抗日形势将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