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最有名的武侠作家就是金庸。金庸的作品几乎无须介绍，就能被所有武侠小说读者所熟知，其中的许多人物、事件甚至早就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活中。他的作品被无数次地改变成电影、电视，一部一九八三年版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更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留下了永远无可磨灭的深情。如果说梁羽生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开创者，那么金庸就是正规武侠小说的发扬者和集大成者。他和古龙、梁羽生一起，构成了武侠历史上不灭的神话。
金庸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用非常平常的语句，来描述扣人心弦的人物和事件。他无论是对世人，还是对读者的心理，都把握得非常透彻。他真正知道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敏感什么，不敏感什么，并总是能在别人还察觉不到的时候，就先行迎合，完全没有任何文笔、心理或身段上的困难。他几乎从来不用大段大段的描写去赞美女主角的容貌，但任何人都能从其中得到女主角容貌无双的印象。他的一个最成功的塑造成果，就是《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因为他居然在先明言了其丑陋的情况下，依然能让程灵素成为无数读者的梦中情人。他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有分枝，他的每一章节又几乎都有合龙，他甚至能在一切都自然的同时，让一切都不平凡。正因为如此，金庸成为无数读者心中不可逾越的圣像，几乎已容不得任何人看到他的任何一丝缺点。
然而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金庸的作品也同样有一些瑕疵，只不过要看出这些需要眼光，说出这些需要勇气，而认同这些需要理智。
首先，金庸对于恩怨事件的了结，经常突出表现“受害者选择拒绝惩罚加害者思维”，很少有“加害者选择停止加害思维”。这是一种弱者式的、夕阳式的思维。在他的书中，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最后都选择了“只要我自己变强，别人不来惹我也就罢了，我还是不要去报复的好，就算要惩罚，他也总会有别人去惩罚的”的老年人思维，加害者很少受来自受害者的直接惩罚。这种思维，当然是维护现代社会长久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过分推崇这种思维，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弥漫一种心理过分老龄化的衰颓气象。最起码当年梁启超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老化式思维的危害，特地写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如果过分强调这种受害者首先去原谅、去理解加害者的思维模式，容易潜意识地对加害者产生降低行恶成本的鼓励作用，甚至导致其对加害别人或别国理直气壮，拒不道歉，满脑自我舒缓“你自己都承认，你之所以被我打是因为你自己弱，那当然是你自己的错”。同时，这种模式也容易让善良的人们不自觉地远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式的强者威慑思维，导致其总爱去想“人若犯我，我则避之；无须报之，天必惩之”，只知以自我退让的方式求得和平，把惩罚罪恶的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或是某种无可捉摸的“天道”。
可是“天道”怎样体现？“天道”还是需要一个个的人来实现。如果人人都去把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那么“天道”如何实现？如果最直接受害的受害者自己，都没有去惩罚加害者的动力和勇气，而只选择了回避甚至原谅，别人岂非有种狗拿耗子的感觉？大家都这种心态的话，谁去惩罚恶人？这种回避式的思维习惯如果过于泛滥，结果就只能是闭关锁国，不愿和别人接触交流。另外，中国自宋以后，人民精神颓废，一个小小恶人就能横行乡里，与这种自我精神的颓废也是有关系的。本体精神衰退的人们往往特别希望有别人去惩恶，希望别人去为自己出头并替自己承担后果，这也导致武侠小说中描写宋代以后的特别多。
金庸的“夕阳”式思维还表现在，其书中几乎所有胸有大志的人都是反面人物，而正面人物经常是一些年纪轻轻便成天只想归隐、万事别找上门的人。这种主角与普通人的惰性本能最相融，他们最容易让普通人感到亲切，也最容易让普通人把其幻想到自己身上，自然也就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读者。但是，这种不遗余力的推崇平庸，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较为颓废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