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年龄大都集中在24岁至54岁之间，这是可爱、可疑、可敬、可靠、可信、可变、可耻、可笑、可亲、可憎而又可怕的年龄段，自然造就了大多数雄辩、豪放、华丽、优雅、简洁、纯朴、轻快、诙谐、精辟的文学作品。
其实，即便是无知的童蒙、浅薄的少年、自负的成人以及太过老朽的陈词滥调，也都拥有狡猾的、善于诱导读者追求不同趣味和时尚的表现手段和技巧。
由于经验和意识的丰富与成熟，老人最具有写作的资本和资历，一部部情真意切的“回忆录”和“忏悔录”便是明证。可是体力和斗志的衰弱制约着绝大多数的老人创作，尤其是“学识瓶颈”、“记忆闸门”和“经验负担”，更是老人作品经常与时代和真理绝缘的主因。
“代沟”的责任往往在于长辈，“经验自负”和“阅历歧视”看似老人的特权，其实正是他们对身为“科技盲”和“时尚盲”的自卑表现。老年作者仍然坚守已经幻灭的理想，为曾经的“穷困乌托邦”而肆意贬斥更加繁荣的现代，反而更证明“沉舟侧畔千帆过”和“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必要性。
“少年（女）写作”也许并非不值一提，但是没有高深的知识体系支撑的文字必然“小器”，在“哲学高手”林立的思想界看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动漫、玄幻、穿越等等题材都是小打小闹的“花拳绣腿”。
利用学术、思想和人生的“大白（区域）”肆意涂刷，利用“无法无天的想象”玩弄缺乏逻辑和体系的小花样，除了作为鼓励对象——实在没必要为“少年（女）写作”大声喝彩。
归根到底，写作是以“内容维度”和“思想力度”取胜的贩卖（文）行为，过度精彩的包装和炒作反而掩盖或暴露了创新能力的低下。
当少年们自以为创造着时尚的、混搭的、游戏的、自由的网络语言（文学）时，被他们寄托了希望和快乐的写作正在腐蚀着所有人的未来的希望和快乐。
“青年写作”最具希望和活力，也最可能产生失望和变异，除了少数走红网络再被商业包装和媒体炒红的案例，大多数青年写手都要经历激情、彷徨、涣散甚至沉沦乃至疯狂的心路历程。
关键是浮躁不安的心理导致有志青年蜕变为跳梁小丑，正是由于“短板效应”和“破窗理论”产生了一事无成与自暴自弃。生硬、冷漠、怪异、贫嘴、要酷、贪婪、极端、叛逆，青年人大都推崇肆意的破坏者而非艰辛的建设者。
“青春文学”大都是娱乐文学和浅薄文学，快餐主义导致千人一面，“偶像文学”的品牌效应反而把正统文学边缘化，以类似奢侈品的营销手段利用“新潮”、“震撼”和“怪异”跑马圈地，“后浪推前浪”的“催吐”效果使得“文学混混”和“文学无赖”既早熟又速朽！
“中年写作”是正统文学和经典文学的主力，学历与见识、地位与尊严、冷静而深沉的中年人更容易发出“权威的声音”。在中年时期，回忆和希冀的份量几乎相同，不必声嘶力竭地叫骂，不必胆战心惊地躲藏，拥有“笑骂”能力和胆气的中年人既善于刺破华丽的情感泡沫，也更善长无情地解构被商品淹没的世俗生活。
“物质决定意识”，“生理决定心理”，当身、心的“暗疾”逐渐变成“明疾”，“迅速把个人体验化为写作实践”便成为中年人的使命。不必玩耍自欺与欺人的表述方式，因为相似或雷同的谎言太多，不必抛弃中产阶级的优越、体面、无聊而自私的生活，睿智的隐喻也能触及那些尖锐而迫切的现实矛盾。
“写作的代沟”不应该造成互相歧视和敌视，求全与责备意味着狭隘和不成熟。好作品都具有少年老成、青年理性、中年活泼和老年忠勇的特征，把时代性、艺术性、思想性以及个人风格融入针锋相对的“解放宣言”，即使对信仰已经厌倦的“愤青”和垂垂老者，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美好的想象和汹涌的文思。
任何年代的风气都可能伤害不同年龄的作者，这些伤害往往借助传统、道德、法律、权力和民意，可是合格的作者仍要坚持独特的个性而且不怕碰撞与伤害，涂满种种社会污秽的肉身不是身份、地位制约下的产物，不必为“另类”堕落的形象工程而自生自灭，不必对于读者的艺术品位委曲求全，更不必成为版税和奖状的寄生虫，“独醒”的精神愉悦比物质补偿更加具有跨世纪的吸引力……
作家的出身和境遇多种多样，不仅孤儿、弃儿比比皆是，而且许多作家竟然罹患严重的肉体或心理疾病。18世纪的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患有小儿麻痹症。
写作《失乐园》和《复乐园》的英国人约翰·弥尔顿是个盲人作家，法国18****巨匠让·雅克·卢梭患有先天性膀胱畸形和老年精神错乱，德国19世纪杰出的诗人海涅在中风、瘫痪和失明以后以口授的方式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