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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商纣王文武全才(1 / 1)

 千百年来,人们讲到商朝覆亡,往往归咎于古书上所载的纣王(帝辛)荒淫无道,如宠妖妃妲己、剜忠臣之心、设炮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在小说《封神榜》中,更把商纣写成有史以来头号暴虐魔王。其实,“女祸亡国论”本是后世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之谬论,鲁迅又一针见血地概括几千年古代史都是“吃人”史,君主荒淫残暴者各朝各代俯拾皆是,为何商纣王却偏偏很快国灭身亡呢?

对流传了三千年的对商纣王妖魔化的记述,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进行考证后做过翻案文章,认为“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

郭沫若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1958年11月,**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考证,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又认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如果抛开周朝为显示伐纣正义性而做的歪曲宣传和后世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史记》上说纣王本人“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装备青铜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时达1.3万人,这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域。不过商朝开拓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起“武王伐纣”之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纣王**。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变。

商朝在首都附近的牧野一战而亡,事先并无边境交锋,现代人恐怕会感到奇怪。若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可看到,夏、商期间地广人稀、部落林立,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只有“点”的概念。商以首都为统治中心据点,以向周围部落联盟不断征伐的方式巩固统治和扩大贡赋区。据殷墟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灭亡前几十年间曾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纣王因自恃强大,一直未认真考虑国都设防,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

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掘证实,夏代都城就建筑过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筑城是最主要的防御措施,里面有一定守兵和充足粮食,便可坚守待援甚至能拖垮攻城者。商后期在朝歌建都270余年,殷墟考古发现其城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与洹水相连的壕沟。这样一旦在野战中失败,国都即危,从远方调兵都缓不应急。纣王东征南讨连战连捷,获得大量奴隶和财物,位于西方的周文王又装出一副谦恭模样纳贡,这使他几乎没有忧患意识,自然会享受淫乐。商朝人又迷信占卜,出土甲骨文的内容多是问神鬼讨凶吉,更使当权者不能理智地看待局势。武王伐纣的成功,可谓有效利用了对手长期总体性用兵方略的失误,掌握有利时机以弱袭强一举成功。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古代兵学,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感性知识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西周灭商之后马上以前朝为戒,一方面继续征伐不听命的部落方国,一方面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进攻与防御兼备的思想就此树立起来。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证明,攻防是战争中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矛与盾缺一不可。商朝在武功到达鼎盛时突然覆亡,正是缺乏防御观念和忧患意识的例子,这为后世留下可令人深思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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