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和邓演达聊完之后，把情报部门送来的关于这支川军的现有情况的文件仔细的翻阅，要说他对川军没有心思那是不可能的，刚看了几眼，李志从大帐外走了进来，高振刚要抬头问他有什么事情，就看到他手上端着一份香喷喷的饭菜，这才想起自己今天从中午到现在就没有吃饭，事情太多给忘了。
李志把饭盒放在高振面前后，吞吞吐吐的说道：“师长，我今天在外面的时候，发现民众对我们**师的眼神跟瞧别人不一样，好像是那种敌视的感觉。”
高振一听就明白原因，李志说的情况极有可能属实，就冲自己对鲍罗廷的那些言论，他要是没有一点反击才怪。自己跟鲍罗廷他们斗了那么长时间，那次他们不是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的，也不想想最后的结果都是什么。
想到这，高振觉得有些好笑：“这样，你去起草一份发言稿，重点放在我们除了喊口号还能做些什么。”
李志有些疑惑：“发言稿？”
高振点点头，开始给他讲述如何写这篇言论。李志原来是一名高中生，也参加过类似现在这种的爱国游行，后来来到**师，一直从事与参谋类似的工作，对于**师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对高振，他觉得这个人完全是一个务实派。而高振让他着手写的，无非是觉得，自己也应该利用一下舆论，利用一下民众对于革命的热情，通过媒体来向他们宣讲一下做什么才是让革命朝着好的发展前进。
这份发言稿侧重点放在了喊完口号，应该干什么。列举了民众自从参加到革命阵营中之后，喊出的所有口号，例如“反对军阀”“打到帝国主义”等等，同时也指出，光喊了口号，对于革命的推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喊口号喊不出枪、喊不出炮、喊不出粮食和生活用品等等。而想要革命发展，就要有这些东西，如果光喊口号就管用的话，那么**师全体同仁一定会一天到晚的在大街上喊着口号而不再做其他的训练。
这种观点不是高振第一个提出，早在之前，就有人宣传过这种思想，可能是因为其职位或是影响力并不高，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共鸣。而李志认为，如果自己在明天在各大报刊刊登了这份文章之后，将会是引起非常高的共鸣之声，毕竟师长原来的那篇《我有一个梦》摆放在那里。等高振一交代完，李志就兴致冲冲的跑了出去，回到自己的营帐中起草起这份发言稿。
五卅事件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人成为了导火索，他就是中国**员顾正红同志。早在同年2月份，他就先后参加了上海22家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而在同年5月15日的时候，日资突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顾正红则开始率领着工人要求复工，和索要工资。正在他满腔热血的带领着工人们高喊：“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的打手先后朝他开了两枪，其后又用刀猛砍他头部。在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
这件事情不仅震惊了上海各工厂工人对于外资企业的愤怒，即便是连上海的**总部也感到震惊。于是，在这种不满的积蓄下，**组织了五卅这次大罢工，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列强们错误的估计了中国人民对其的厌恶和反抗的力量，采取了更加野蛮的镇压方式，从而引起了这次全国抗议浪潮。而这种浪潮什么时候平息下去，就要看主事的双方能够谈出什么结果。结果好，民众们就会认为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兴高采烈的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不好的话，那谁也不能说的清到底会发生什么。
广州又和上海不同，在上海，有着各国列强的利益，广州其实不然。反对革命党最顽固的英国，其实往往是因为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中国南方一家独大和损失其利益，而总是针对革命党做出一些行事。但同样的，她在中国南方的种种行为，一般也不会得到列强的直接支持，这种国际上的孤立也是因为她在中国南方太一家独大。
这也是高振希望能够只针对英国一家的原因，虽然对方有可能采取武力威胁，但这种武力威胁并不足以威胁到革命政府的存亡，反而会增加党政军的团结。这种想法和鲍罗廷坚持的有共同点，却完全背道相持，鲍罗廷更愿意让革命政府和英国展开武力对峙的同时，也喊出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这样无疑会让革命政府和整个中国陷入一种劣势当中。而这种劣势会不会转变成民众的恐慌，显而易见。<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