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时广州革命的发展，高振并不满意，尤其是对军队的不满意。上次的计划就是由于这种派系见的相互制约而不得不放弃，让他认识到现在革命政府的军队中，只有少部分是革命的，而这少部分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党军和粤军的几个分支。同时，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也没有从革命中获得利益，针对农民的二五减租还好说，但是社会也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变得比之前还要动荡，罢工的次数虽然少了，但规模越来越大；国共两党的争端已经开始显露，特别是一直跟他较劲的苏俄影响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增长的更快；而自己从来不关心的国民党党部基本上由跨党地**员在主持，而国民党员呢，除了抱怨之外就是在争论，既不愿意**员主持国民党党部，又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中来。也不想想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像**员那么做的话，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么。对于这种基层的涣散，高振有些无能为力，根据国民党现在的规矩，自己无权过问这方面的事情。
不久前，也有一种风传，说国共合作是苏俄的一个阴谋，**要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对于这个传言，高振弃之以鼻。差不多现在的国民党在实力上要十倍余**之上，就单说连国民党自己都搞不定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林立的武装，没有任何武力基础的**又怎么可能做得到的。当然，如果国民党依旧会想前世那样失去民心的话，失败的依旧会是它。
但是高振倒是认为苏俄对于中国的帮助并不是向它表象上看起来的那般纯洁，无论是**还是国民党，都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被苏俄利用了。尤其是在吸引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上面，完全承担了一大部分以前强压在那片红色大陆的眼光，这个地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天一早，高振依旧像往常一样，留在军营当中处理事情，而李志责备去派往各大报刊，递送文稿。而**中央，也在这天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会议中没有苏方人士，清一色的**早期领导人。这个会议召开的原因却不得不牵扯上鲍罗廷，在昨天的商讨中，鲍罗廷看出了广州的这批**高层都反对不参加国民政府，会后他就给陈独秀几人发去了电报。
鲍罗廷于昨天晚上接到电报之后，在上海就主持召开了关于此事的座谈会议，他对于参加政府有些不以为然，或者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我赞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在发展发展。而政府的事情，我们现在参与与否并不重要。更多的应该放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铺垫，你们认为呢？”
**四大后的第二号领导人彭述之也赞同不要参加：“我也这么认为，政府的事情还应该让国民党去搞，看来我们在广州的同志看到革命形势大好一片，有些着急啊。你们认为呢？”
正好在上海养病的张国焘摇摇头说道：“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下广东区委的意见，毕竟他们比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成立方面有着更清楚的了解，听听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他们最近有些太放松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到现在发展的也不如人意，农民协会也是，还有让他们在赣南建立的农民协会和工人协会到现在也没有个具体的交代。哼，这些要紧的事情不去做，却关心起人家组建的国民政府来了。”陈独秀冷着脸，一想到广东那么好的条件，却始终不能够发展起来，他就有些生气。
“我倒是觉得广东的事情给了我们不少的启发。就从他们在广州发展的这么不顺利而言，就能够看出我党依旧缺少领导运动的人才。而对于右派的压制，我们缺少实质的反击，有一种感觉告诉我，迟早，我们要和右派之间爆发一次斗争。”彭述之说道。
此言一出，负责五卅罢工的李立三便主动站起来说道：“这一点我同意，作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我应该对自己的工作作出一些深刻的检讨。”
“立三同志能够主动看出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是应该得到表扬的。而同志们，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力量的薄弱。同时对于我党发展问题，我提出要和国民党更改合作方式，因为我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所以我认为应该由当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比较合适。”蔡和森插嘴道。
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改变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对于和国民的采取党内还是党外，**高层从一开始就有两种生意出现。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在合作之初就反对党内合作，主张与国民党建立联合统一战线，但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坚决要求采取党内合作，李大钊也表示了支持。这个观点一直争论不休，而最后**采取了党内合作的同时，张国焘也被排挤出了中央。
经过一年多以来的时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都已经发现了党内合作的初步弊端，例如党员数量基本上没有高数额的增加，而党的基层干部忙于帮国民党建立党部而忽视发展自己的党组织。就是连座位**中央的上海，发展也很缓慢，求其原因还是牵扯到党内合作的问题。
“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决定的，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必须遵守国际的决定，这是党的纪律。”陈独秀的回答有些疲软，他对这个问题也很为难，如果改变这个决策就必须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甚至**中央都无权做这样的重大修改。
“我不同意和森同志的意见。”彭述之说道：“虽然我们现在在中国工人阶级里的力量很弱小，但是农村呢？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加重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