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群臣毕集。
列里两相，众人心里都有些惑，他们见这位整天不是愁眉苦脸，就是故作深沉地皇帝今个儿却是满面红光，很是兴奋。
这是怎么了？什么事能让皇帝能兴奋成这样？
见礼已毕，崇祯随即吩咐道：“韩卿家，把你的奏疏读一遍。”
“是，皇上。”韩一良出班，躬身接过王承恩送过来的奏疏，然后转过身来，双手把奏疏展开，高声读道：“……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为纳贿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伏乞陛下大为惩创，逮治其尤者。”
众人一开始听着，都不觉暗自点头，韩一良通篇都在论证爱钱有理，说出了他们的难处，都心有戚戚焉。
及至到了“臣两月来，辞却书帕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众人开始有点不爽，这家伙也未免太沽名钓誉了吧。
等听到了韩一良最后给出的药方子，众人就不是有点不爽，而是大怒，因为照韩一良前面说的，理应推导出的结论是大幅提高他们地俸禄才是。
这个世界上，哪有既要马儿跑，却又不要马儿吃饱的道理，但朝廷一直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不仅如此，那点俸禄本来就够可怜地了，根本就不够用，朝廷竟然还嫌不够，还要克扣。
我日你姥姥的！
克扣的法子就是在折色上做文章。
以一个县太爷为例，每年名义上的俸禄是九十石大米，但实际上是领不到这个数目地。按惯例，每个月只能领一石大米，这叫本色；其他的由银子、宝钞、布匹、胡椒什么的顶，这叫折色。
先说宝钞，这个东西一直就严重贬值，正常的情况一般是贬六成，但朝廷逼着官员们拿宝钞折色，所以折色的越多，亏的也就越大。
现在宝钞这个败家玩意虽然没了，但依旧不耽误朝廷继续克扣他们，克扣地法子就是高价折色。朝廷不管拿什么折色，最后都得折成大米，而这其中就有猫腻了。比如布匹，市价三四钱银子一批的粗布，朝廷愣是十几倍十几倍地给你提价。
我再日你姥姥的！
所以，也就可想而知，众大臣们听到韩一良这个王八蛋为了讨好皇上，最后给出的方子竟然是要严惩他们，你说，这又叫他们如何不怒？
众人也都知道，韩一良这个王八蛋也就是为了讨皇上欢心，实际上屁用都没有。现在这个状况，让皇上提高俸禄，那不现实，但要说严惩他们，那就更不现实了，最多不过是抓两个倒霉蛋而已。但还是那句话，气人！朝廷气人，韩一良这个王八
人。
韩一良读完，见皇帝面色欣欣然，也不由得面有得色。
与这君臣二位不同，其他的大臣都装死，谁也不吭声。
见大臣们都这个模样，崇祯又不由气往上冲，他道：“一良忠鲠，可擢佥都御史，王永光督办。”
右佥都御史是都察院地官儿，正四品。也就是说，正七品的韩一良因所言甚合上意，一下连升六级！
韩一良自是喜出望外，但吏部尚书王永光却老大的不高兴。他本来就极端反感韩一良地惩贪主张，更何况这姓韩的还在奏疏里点到了专管官员地吏部。而且，他姥姥的，这小子连升六级，他一点好处都没捞着，这口气怎么好咽下去？
看韩一良喜出望外地劲儿，王永光心里就更腻味了。可就是这么个家伙，皇上却指名道姓要吏部破格重用！
“小子，我叫你乐，等会儿老子看你小子怎么哭！”抗旨是不行的，但整整这小子还是手到擒来地小事一桩，王永光出班奏道：“科臣奏章，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处一二，以为贪官之戒。”
王永光的话一出，韩一良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冷汗瞬间就是透了官衣，他赶紧把头低下，不敢让皇帝看见。
写这份奏章，韩一良原本就小心翼翼，对事不对人，但现在王永光要整他，立刻就把他放到了火堆上。
出身皇家，一个大毛病就是不通人情世故，考虑事情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而丝毫也不懂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这一点崇祯也不例外。
一听王永光说的有理，韩一良的奏章说的确实有些笼统，于是他道：“韩卿家，是啊，你说出几个贪官来。”
崇祯本以为这只是小事，即使别人的韩一良不清楚，但奏疏中提到的那五百金，谁送你的，韩一良一说出来，**分子不就有了吗？
但事实呢？事实是韩一良尴尬到了极点，脸红脖子粗，额头冒汗，支支吾吾，但就是不肯说出一个**分子地名字。
这个时候，崇祯再不通人情世故可以明白了，原来韩一良当着大家的面不好说。那好，崇祯最后给了韩一良五天的时间，而且让他密奏。
这下你该说了吧？果然，五天地期限到，韩一良的奏章送了上来，但崇祯一看，就是大怒。
韩一良倒是在奏章指出了两个人，这二位一个是周应秋，一个是阎鸣太，但问题是，这两个**分子都是阉党，早就处理过了。
在奏章里，韩一良还发了些牢骚，他只是个户科给事中，指名道姓揭发人的事不是他应该做的，但崇祯不管，他看过韩一良奏疏后立刻再度召见群臣，定要问个水落石出，非把**分子给揪出来不可。
这回，韩一良是铁了心，他不再尴尬，即使在皇帝面前答非所问，把崇祯气地头上冒烟，他不说就是不说，坚持都是风闻而已。所以，尽管皇帝揪住他在奏章的说辞，追问到底谁送的五百金，但韩一良打死不说，勇气当真可嘉。
韩一良油盐不进，满嘴跑火车，崇祯大怒，韩一良的佥都御史算是没了。但事情到了这会儿，大臣们见皇帝要食言，又纷纷出班说“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坚持让韩一良就任佥都御史。
崇祯更是气得一佛出生，二佛升天，他把韩一良痛骂一顿，然后道：“韩一良所奏，前后自相矛盾，显系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得，前程没捞到，却被削职为民，韩一良灰溜溜地回家了。
当这份报告送到孙传庭的案头时，孙传庭的反应只有苦笑，他意识到，或许就是因为这件事，崇祯皇帝就如陈海平说地，知道谁才是他最大的敌人了。
孙传庭重重叹了口气，他预感到一定又给陈海平说中了，崇祯皇帝重新倚重宦官的日子或许不远了。
但，这是为什么？
尽管听过陈海平的话，孙传庭也深思过，但也远没有这一刻来得深入：在貌似威力无边的皇权背后，确实还有一种更持久、更强大地力量存在。韩一良就是因为这股力量，才不惜丢官罢职，甚至因触怒崇祯而掉脑袋，都不肯顺了皇帝的意。
只是，崇祯做的也太不对了。
不管动机是什么，但韩一良只是言官，上奏章言事只是尽本分而已，可崇祯皇帝竟然谁说地就找谁去做。
要是照这么干，将来谁还会直言政事？那个处理阉党如此睿智果决的少年天子哪里去了？不知不觉，一丝失望爬上了孙传庭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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