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眼见进入7月，中央集体度假。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何锐与李润石正谈着，“总理最新的文章极佳。我都在想，或许该让你去党校当个副校长。”
“我也是看到一位在越南的工作的同志写的报告后有感而发。”李润石有些许感慨。
“你说的是叶圣陶么？”何锐问。
李润石点点头，“既然主席也关注到这篇报告，难道就不写点什么？”
“该写的早就写过。现在我只想一件事，尽快让中国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他提出的不少看法还是旧时代文人的传统看法，要是让我写，只怕就会批评。我个人很认同叶处长的情怀，不写也罢。”
李润石一愣，何锐这话倒是颇有意思。他看到那篇报告后，也调了当地报告。叶圣陶在当地撞人的事情并不严重，即便放在国内，因为具体事实不清，更没出人命，只能根据撞人后的责任划分来定责任。李润石对此还稍稍研究了一下国内的法律建设，对于政府的司法体系有些感慨。
至于叶圣陶的那件事里，也有些令李润石感慨的事情。那个年轻的孩子叫黎良，因为粉碎性骨折，治疗之后也留下了残疾，叶圣陶就安排黎良到中国留学。而叶圣陶去黎家说明此事，黎家感恩戴德，却请求叶圣陶让他们另一个儿子替代黎良去中国留学。
叶圣陶做人十分方正，虽然能理解黎家的选择，却告诉黎家家人，“被车撞的是黎良，所以我只能救助黎良，所谓替代的事情不必再提。”
也许是黎家人觉得叶圣陶人太好，而且在农业社会看来，残疾人的价值大大降低。所以黎家还玩了点小把戏，先是逼着黎良主动向叶圣陶说，他愿意让他的兄弟获得读书的机会。叶圣陶依旧不接受。后来叶圣陶带人去接走黎良的时候，黎家家人还把黎良藏起来。最终，叶圣陶依旧用道理和正气使得黎家接受了现实。而叶圣陶其实不用这么费事，只要给法国殖民警察局发句话，黎家就会在暴力威胁下乖乖将黎良交出来。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但是这件事的经过，以及叶圣陶因此生出的想法，给了李润石相当的触动。而李润石的文章正是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比展开，甚至在其中也加入了对两种社会的“道德”进行的比较。
此时是去度假，气氛轻松，李润石问道：“不知主席认为该批评的地方在何处？”
“我们中国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然要输出文化。这些文化中包括思想、制度、技术等等。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词，应该叫生活方式。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非常多，基于地理、气候、环境，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都会不同。就如中国，北方漠河的生产方式，与南方海南岛的生产方式肯定不同。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不同。但是中华文明正是在各种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叶处长的理解没能到这个格局。”
李润石点点头，生活方式的确是文明的大事，不过叶圣陶理解不到这个层次……也不是大事。
何锐继续说道：“更高一次，是他对工业社会的感悟和理解。工业社会自然有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叶处长对工业社会的感悟有着明显的农业社会的思路。
在工业社会，社会制度，法制水平，管理水平已经与广大人民息息相关。人民群众对于工业生活生活方式的要求比农业社会高，而且要求非常紧迫。爹味政治在农业社会很合适，在工业社会就不合适。”
李润石再次点头。何锐这话真不是诛心，也没什么恶意。从何锐的角度看，他不写点东西还真的是保护了叶圣陶。
“主席，更高层次呢？”李润石主动问道。
“李总理在文章中阐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承载巨大财富的载体，这个判断看透了工业社会的本质。正因为工业社会的这个特点，才出现了工业社会这个精妙运行的机器本身就在创造出不安以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