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四九城的城南有户人家，男人从前是替官老爷装烟丝的，后头官老爷绞了辫子，也没心思再抽大烟，男人便支了个烟摊儿，就在南三十条的胡同口，旁人叫他烟摊吴。
烟摊吴的媳妇是傻的，有一回替男人守摊儿，竟坐到了猪肉贵的铺子上，人问猪肉二两几个钱，她说您好什么烟。
这笑话在街坊邻里口口相传，一半是因着日子没什么奔头，一般是因着烟摊吴的傻媳妇长得俊。
有多俊？没文化的市井泼皮们形容不出来，却总要在她路过时吹响几个哨音。
我见到她时，她已经算不得漂亮了，三十几的年纪，头发白了一小半，鬓间以黑卡子别着，脑后总是乱糟糟的，参差不齐地杵在颈间，说是做饭时不当心烧了头发，索性给了两剪子。
她爱穿一身淡蓝色的棉袄，露出里头土黄色的内衬，有时连猩红色的汗巾子也在外头半截，同她说着话，鼻涕便要下来，她将手掌的根部顶起来，在人中处摩擦两下，又在衣角上揩两下。
不晓得是不是这么个缘故，她衣裳的颜色总是深一团浅一团，比牵着的娃娃还邋遢些。
她牵着的女娃不过三四岁，不似她的傻阿娘，生得机灵又伶俐，一双眼骨碌碌转，笑起来似捏圆的糖雪球。
街坊邻里都喜欢。
我想，师父也是瞧这孩子喜欢，才总来瞧阿清。
阿清便是烟摊吴的傻媳妇，大名易水清。易水清，清水易，我翻来覆去地嚼，觉得这名字很是动听。
师父时常来看她，有时在太阳底下虚着眼，有时在阴雨霏霏里撑着伞，但总在那个墙根儿处。
然后将手里拎着的猪肉递给我，差我送上去。
有时也是半只烧鸡。
唯有一壶酒，在手里晃了又晃，作了许多伸出又收回的动作，始终未交给我。
我想也是，傻子喝不得酒，喝了怕撒酒疯。
有一回，烟摊吴家的小姑娘被几个浑小子扔了泥球，说她有个傻子娘，阿清搂着她直哭，师父这才上前，却在近前处犹犹豫豫地住了脚，好一会子才将余下的两三步迈过去，她蹲下来，裙子盖在泥团子里，喊她：“阿清。”
我头一回晓得，师父的嗓子可以如此温柔，像她最钟情的西山铺子里的酒。
阿清抽抽搭搭地抬头看她，鼻涕又流了下来。
我们干倒斗这一行的，最不怕脏乱，可我却没想过，师父会伸手拦住阿清揩鼻涕的动作，然后用手指替她仔仔细细地将面上的涕泪抹干净。
刚拜师时，师父让我踩着凳子做饭，我被烟呛得直流眼泪，师父也只是扔一块灰布给我，说：“当心些，莫落到菜里。”
我以为，她该是十分嫌弃人哭。
我没见师父哭过，阿清死时也没有。
阿清是在她女儿五岁时被新上任的军老爷抓走的，并烟摊吴一起，说是同从前的清官有牵扯。猪肉贵跺一把菜刀，说能有啥牵扯，烟摊吴大字不识，往日也不过装个烟丝。这叫啥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火星子燎了烟摊吴。
权贵的火星子，砸到穷人家，轻易就烧倒了一片。
阿清是怎样死的，我不晓得，我同师父自河北摸了个金回来，便得知了这一消息，师父在阿清的宅子前站了整三日，第三日上呕出一口血来，莫了却又笑，说：“死了也好。”
我怕师父要疯，偷瞧了她七日，她却平淡如初，只是终于开了那壶未送出去的酒。
再半月后，师父不知哪里探得消息，说阿清家的小姑娘未被带去军府，仿佛是托付给了来走亲戚的三舅，说是回了广东。
你瞧，傻阿清作了娘，也总有些聪明的本能。
师父便领着我离了四九城，一路往南去，遍寻未果，待我以为那姑娘没了活路，却在济南的一方老墓里见着了她。
她仍旧玉雪可爱，灵气逼人，一双眼滴溜溜的，头绳上扎着蝴蝶结。
师父定定瞧着她，好一会子才问我：“十一，是阿音么？”
这不是我头一回见着阿音，却是阿音以为头一回见着我，后来才晓得她险些被卖去窑子里，自小颠沛，苦难堆得多，自然不记得四九城送过几回猪肉的我。
阿音与我，是不同的姑娘，却吃住在了一处。她教我偷采凤仙花，给我染红艳艳的蔻丹，撺掇我留长发梳小辫儿，央着我替她砍柴挑水，还骗我将攒的碎钱给她，说是替我去镇上买上几件好看的新衣裳。
那衣裳裙摆短至小腿，袖口盖不住手腕，肩线缩得紧紧的，还是阿音最喜爱的桃红色。
师父总瞧着我和阿音发怔，饮一口酒看看她，再饮一口酒看看我。
阿音倒也是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有一回我生辰，她送了我一枚羊脂白的玉佩，我搁手里瞧，又抬眼看她。
她噗嗤一声笑了，说放一百个心，不是地里掏的，胡玉阁里买的，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