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1754年，与法兰西的战争又有端倪了，在商务部议员的命令下，各殖民地的委员代表们还有当地的6个土族的酋长们将在奥尔巴尼齐集，并在那里召开一个大会，讨论协商我们的国家安全防御问题。
汉密尔顿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准备在开会的时候送给印地安人。
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里斯先生）还有托马斯潘先生以及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西法尼亚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州议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且提供了礼品，然而，他们却不赞成在宾西法尼亚以外的州开会进行谈判。
我们和其他的代表团大概在6月的中旬在奥尔巴尼会集。
在赴会途中，我起草了一个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方案，这样的话为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其他共同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
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方案拿给了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公众事情有相当的造诣，得到他们的嘉许，我就更大胆地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这一方案。
碰巧，有几位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类似的计划。
一个先决问题首先被提到了大会上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联邦，这个问题被全体一致肯定通过。
考虑了几种关于组建联邦的方案和报告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由每个殖民地派出一名。
据报道，我的方案碰巧成为委员会的首选，只是经过了一些修改完善。
按照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将由一个总统来管辖治理，这个总统由英王来任命，由各殖民地的代表选举成立一个参议会，代表他们各自的集团。
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天天进行，与此同时的还有印地安的事物。
许多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都提了出来，但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个方案最后被全体一致无异议地通过，复本被寄送给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
这个方案的命运非常奇特：州议会没有采纳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太专权了，而在英国却认为它太民主了也没被采纳。
商务部没有赞成它，也没有报请英王陛下通过；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据说它更符合要求。
按照这个方案，由各州的州长和部分参议会的议员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
所需费用由英国国库先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
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都可以在我后来刊印的政治论文集中看到。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到了波士顿，因此我就有很多机会和薛力州长讨论这两个方案。
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上述那些论文中找到。
这些不同的和反对的不喜欢我这个方案的理由，使得我怀疑我的方案是否真的半生不熟；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它会给大西洋两岸都会带来幸福假如它被采纳的话。
这些殖民地如果联合在一起的话，力量会加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在话下，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从英国派遣军队了；也用不着向美洲人课税了，由课税引起的流血战争时时发生，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像这样的错误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了，历史上君王和国家的这样的谬误俯拾皆是。
环顾所居住的宇宙，
看得清自己优点的人，
是多么的少啊！
知道这点能够奋起直追的人又何其少啊！
那些统治者们，手边上有忙不完的事，一般不可能会不辞辛劳地对一个新的方案深思熟虑再把它付诸实行。
因此那些好的方案被采纳不是因为它先在的智慧而是由于迫于偶然的时势。
宾西法尼亚州的州长，在把我的计划送往议会时评价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判断精确，有理有据，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的和最认真的考虑。”
但是，有个议员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设法使得议会讨论了这一议案，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就否决了它，这种策略在我看来是十分卑鄙的，一点都不公正的，而且这结果对我来说我也没有丝毫的羞辱感。
这年在我去波士顿的旅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曾经我跟他很熟悉。
他奉命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因为受了上司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而辞职了。
莫里斯先生问我，依照我的观点他是否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处境艰难，办事棘手？
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小心不和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会一帆风顺的，完全称心如意”。
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样能劝我避免争论啊？
你知道，我最爱与人争论了，这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啊！然而，为了尊重你的忠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与议会的争辩”。
他爱好争辩是有些理由的，他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是个精明的辩论家，在争辩中往往处于上风。
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常常在饭后使他的孩子们相互争辩作为消遣，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辩、抗辩和反驳的人在工作上一般总是倒霉的。
尽管有时候他们会获得胜利，但那只是暂时的，人们总憎恨他们，获得人们的好感远比一时的争强好胜对他们有好处的多。
我们分手后，他到费城去了，我上了波士顿。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决议案，从这些决议案来看，好像尽管他向我做过保证，但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期间，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唇枪舌剑，不断地斗争着。
我也加了进来，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斥他的演讲和咨文，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
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尖刻的，有时竟是像泼妇骂街！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见面时，也难免会辩驳一番。
但是他却是一个敦厚的人，公私分明，所以我们两人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公事上的争执而影响了个人的恩怨。
我们还常在一起吃饭呢！
有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
他说：“富兰克林，请跟我一块上我家消磨一个晚上吧，我有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
说完就挽着我的胳膊，到他家去了。
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闲聊，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科潘萨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要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买掉。
他一个坐在我旁边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那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