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sintheJungle[1]
在马来亚没有比丹那美拉[2]更迷人的地方了。它靠着海，沙滩边缘是一带木麻黄树。政府依旧在荷兰人统治时建的市政厅办公，山上有灰色的堡垒遗迹，葡萄牙人曾以此对抗不服管制的土著。丹那美拉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商人迷宫般的宅院依海而建，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他们就可坐在凉亭中享受海风；这样的家庭可能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的母语，互相用马来语和洋泾浜的英文交流。在马来联邦[3]，仅剩的记忆也大致随着刚刚故世的父辈湮灭了，活着的人只能依赖想象。
丹那美拉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中东[4]最繁忙的商埠，港口里千樯林立，那些快速帆船、中国式帆船依然会在通往中国的航线上乘风破浪。不过现在这个商埠已经死寂。它和所有曾经荣光的地方一样，留存着哀伤和浪漫的气息，活在业已消散的繁华记忆中。这是个倦意沉沉的小城，外人至此，渐渐褪去了本身带着的活力，不知不觉间会坠入当地人悠闲、慵懒的生活中去。几次橡胶业的蓬勃没有引发多少繁荣，反而它们的瓦解加速了小城的衰落。
欧洲人的区域非常安静。这里简洁、整齐、干净，来此定居的白人可能是政府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宽敞舒适的木屋掩映在高大的肉桂树下，都建在一个巨大的运动场周围。这个运动场不但面积广阔，而且草地被精心打理，绿得就像大教堂的院子。事实上，丹那美拉的这个角落的确静得隔绝尘嚣，像是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周围。
俱乐部面朝大海，是幢宽敞而破败的建筑，有种被人废弃的气息，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它让你感觉这里其实已经停业了，为了改建或修缮，而你只是趁门没有关，鲁莽地进了一个不该进的地方。早上这里会有几个来办事的种植园主，喝上一杯甜味杜松子混调酒，再赶回园子去。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可以看到一两位女士在悄悄翻阅过期的《伦敦新闻画报》。夜幕降临，几个男人踱着步走进来，在台球室里找地方坐下，喝着苏卡斯酒[5]看别人打球。不过到了周三会热闹一些，楼上的大厅里会放起留声机，周围乡村的人都会来跳舞。有时候会有不下十二对舞伴，甚至可能凑起两桌桥牌。
就是在这样的周三我认识了卡特莱特夫妇。当时我住在一个叫盖兹的人家里，他是当地的警察局长。盖兹那天走进台球室，问我是否愿意凑一桌桥牌。卡特莱特夫妇是种植园主，周三会来丹那美拉是想让他们的女儿能难得高兴高兴。盖兹说，他们夫妇人都很好，低调、话不多，也很会打桥牌。我跟着盖兹进了牌室，见到了卡特莱特夫妇。他们已经坐好在牌桌边，卡特莱特太太在洗牌。看她老练的手法，我对这场牌局也颇为期待。她双手分别拿了一摞牌，灵巧地将牌角对插起来，一磕之后用一个干净而放松的手势将两摞牌洗在了一起。
这洗牌的技术已经接近戏法。喜欢打牌的人都知道没有持之以恒的练习是做不到这样完美的。我基本可以断定，能这样洗牌的人一定对打牌本身就极为热爱。
“你是否介意我和我丈夫搭档？”卡特莱特夫人问道。“否则我们一方赢了另一方的钱也没什么意思。”
“当然不介意。”
切牌之后我和盖兹坐下了。
卡特莱特夫人抽到了一张A，一边利落地发牌，一边跟盖兹聊着地方上的事情。不过我也意识到她在打量我。她看上去很精明，但也毫无恶意。
她大概五十多岁（不过在东方大家老得快，所以也不大说得准），头发扎得有些乱，总有一缕会从额前落下来，于是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不耐烦地往后撩那缕头发。你会疑惑为什么她不用一两个发卡，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她的蓝眼睛很大，但是颜色黯淡，透露着疲惫；脸色灰黄，而且都是皱纹；她脸上总像是有种尖刻的讽刺意味，虽然这种讽刺并非存心伤害谁；我后来发现这种表情主要是因为她嘴的样子。你看得出来这个女人很清楚自己的想法，而且不怕直抒己见。她打牌喜欢聊天（有些人对此深恶痛绝，但我倒不怎么介意，因为我想不出为什么大家在牌桌上要装得像是在追思会上一样），并且很快表现出有戏谑牌友的天赋。她的话的确犀利刻薄，但听着有趣，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被冒犯。要是她哪句讽刺的话略显过头，你要调动自己全心的善意才会觉得它好玩，但你同时意识到，卡特莱特夫人也不会介意别人这样说她。要是你难得凭运气讲出一句高明的反驳，把讥诮之意全转回到她头上，那张薄唇大嘴会不露感情地笑笑，但眼睛却亮了起来。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喜欢她的坦率、她的机敏反应，和她的其貌不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在意自己外表的女子。不仅仅是头发凌乱，她全身上下都是不修边幅的。虽然穿着高领的丝绸长裙，但她为了凉快解开了最上面的几个扣子，露出了消瘦、干瘪的脖子。裙子上也不干净；因为她抽烟无数，所以盖得自己满身的烟灰。她有次跟人说话稍稍站起来了一会儿，我就看到蓝色的裙子不仅需要好好刷一下，而且裙摆处都已经破损了，底下那双平跟靴子也很厚实。但这些都不要紧，因为认识她之后，这些打扮一点也不突兀。
和她打牌也很愉快。她出牌迅速，从不犹豫，不仅懂牌，而且牌风潇洒。盖兹的打法她自然清楚，可跟我是初次交手，她也很快吃准了我的牌路。她和她丈夫之间的配合叫人不得不佩服；他是个稳当但谨慎的牌手，但卡特莱特夫人对丈夫非常了解，所以能打出一些大胆却又笃定，精彩却又安全的牌来。盖兹打牌建立在一种愚蠢的乐观上，那就是他期待着对手抓不住他的昏招。我们两人自然不是对手。输了一盘又一盘之后，我和盖兹也无奈地只能微笑，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
“我也弄不懂今天的牌是怎么回事，”到最后盖兹哀叹道，“就算所有牌都到了我们手上还是输。”
“那肯定跟你们怎么打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啦，”卡特莱特夫人回应道，一双蓝眼睛正对着盖兹，“简单得很，一定都是运气不好。不过呢，要是刚才你没把红心和方片弄混，应该还能救得回来。”
盖兹开始长篇大论，解释这个让我们付出惨重代价的不幸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不过卡特莱特夫人早已娴熟地把牌铺成一个大圆圈，等我们切牌。卡特莱特先生看了眼时间。
“亲爱的，这局之后不能再打了。”他说。
“不能了吗？”她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喊住了一个正从牌室里穿过的年轻人，跟他说：“哦，布伦先生，要是你上楼的话，告诉奥利芙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走了。”然后她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回种植园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可怜的西奥明天天一亮就得起来。”
“我们反正一个星期也就来一次，”卡特莱特先生说，“只有周三奥利芙才有机会无拘无束地高兴一回。”
卡特莱特先生在我看起来岁数不小了，神色疲惫。他中等身高，秃顶，脑门油光光的，灰白的短胡须，戴一副金框眼镜。身上是白色的帆布西服，配一根黑白相间的领带。他的穿戴都很整洁，相比于邋遢的妻子，显然他对自己的仪表要用心得多。他不太说话，但喜欢自己妻子尖刻的幽默感，有的回应还颇为巧妙。这对夫妻很明显又是好朋友，他们几乎都快过了中年，一定共同生活了很久，还能有如此坚实和宽厚的情谊，看在眼里确实让人愉快。
这一盘只要两局就能打完，我们刚点了最后一轮红杜松子酒，奥利芙下来了。
“真要现在就走了吗，老妈？”她问道。
卡特莱特夫人用宠爱的目光看着女儿。
“是啊，亲爱的。已经快八点半了。等到我们吃上晚饭可能要十点之后了。”
“让晚饭见鬼去。”奥利芙活泼地说道。
“我们走之前让她再去跳支舞吧。”卡特莱特先生建议道。
“一支都不行。必须让你晚上好好休息。”
卡特莱特先生微笑地看着奥利芙。
“要是你母亲定下了主意，亲爱的，我们最好还是投降，不要抵抗了。”
“我母亲可是一位坚定的女人。”奥利芙说着，疼爱地抚了抚母亲满是皱纹的脸颊。
卡特莱特夫人拍了拍女儿的手，亲了一下。
奥利芙并不算漂亮，但长得极为温柔可人。我猜她不过十九、二十岁，依然还有那个年纪胖乎乎的样子，到时会瘦下来，就会更好看了。母亲的长相有性格是因为那股坚定，她并没有；她更像父亲，黑色的眼睛，略带些鹰钩鼻，还有那副老好人的气质。很明显她身体很好，脸色红润，眼睛也明亮，她的这份活力父亲早就丢失了。她似乎是一个最常见到的英国姑娘，兴致很高，总想着做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情，脾气也非常好。
和他们分开之后，盖兹和我准备散步回他的家。
“你觉得卡特莱特一家如何？”他问我。
“我喜欢他们。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一定很受欢迎。”
“我只希望他们能来得更勤些，这一家人的生活太平静了。”
“对于那姑娘来说一定很无趣，她的父母有彼此陪伴似乎已经满足了。”
“是啊，他们很美满。”
“奥利芙完全跟她父亲是一个模子刻的，你不觉得吗？”
盖兹扫了我一眼。
“卡特莱特不是她的父亲。卡特莱特夫人嫁给他的时候是个寡妇。奥利芙是她父亲死后四个月出生的。”
“啊！”
我发出的这一声里，已经把我能放进去的惊讶、兴趣和好奇全都放进去了。但盖兹没有接话，余下的路我们是沉默着走完的。仆人等在门口，进屋之后我们又喝了杯苦金酒[6]，然后坐下吃晚餐。
一开始盖兹很愿意聊天。因为橡胶产量被限制，走私犯活跃起来，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用智谋不让他们得逞。那一天他抓到了两艘中国式帆船，志得意满地搓着手。仓库里塞满了缴获来的橡胶，到时会很庄严地焚毁。不过他很快陷入到沉默中，晚餐吃完的时候已经一言不发。仆人把咖啡和白兰地端了进来，我们点上了方头雪茄烟。盖兹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看看他的白兰地。仆人们都出去了，屋里只剩我们两个。
“我认识卡特莱特夫人超过二十年了，”他缓缓地说，“当年她长得可一点不丑。邋遢是有些邋遢，但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似乎没那么要紧，甚至还很有魅力。她嫁给了一个叫布朗森的男人。雷吉·布朗森。他是个种植园主，园子在塞兰坦；我当时被派在阿罗利匹斯，那个地方当时人比现在少得多，整个小镇可能连二十个英国人没有，但有个小俱乐部倒很有意思，我们那时玩得都非常高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布朗森夫人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那时候没有汽车，她和她丈夫都是骑自行车来的。当然那时候她不像现在看上去那么坚韧了，要瘦得多，面色很好，眼睛很美——你知道吗，那时她眼睛是蓝色的——而且有茂密的深色头发。要是她仔细收拾一下的话，大概是个绝色美人。不过就算那样她也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了。”
我试图从卡特莱特夫人——也就是那时的布朗森夫人——现在的样子，再配上盖兹不很生动的描述，在头脑中勾勒出她当时的模样。透过牌桌边那个结实的女子，那丰满的身材和不太灵活的坐姿，我试图想象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孩子，走路轻盈，举头投足都优雅、轻松。她的下颚现在露出了棱角，鼻子也嫌硬气，但年轻时的圆润应该把这些缺陷都裹起来了：她当年白里透粉的皮肤，茂密的棕色头发草率地凌乱着，一定迷人极了。那时候她大概穿一条束腰的长裙，戴阔边花式女帽。或许当时在马来亚，女士就像旧画报里那样，戴的依然是那种遮阳帽？
“我来这儿之前，离上一回见她也有——啊，快二十年了，”盖兹继续说道，“我知道她在马来联邦，可到这儿上任的时候，没想到就在俱乐部见到了她，跟很多年前在塞兰坦一样。当然她现在岁数也大了，变得几乎快认不出来。看到她有一个成年的女儿还是难以置信，也让我意识到时间过得多快，上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哪敢想啊，还有两三年就要到岁数必须退休了。有点没劲，是不是？”
盖兹丑陋的脸上是哀伤的微笑，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些许愤怒，就好像本该由我阻拦岁月匆匆的脚步一般。
“我不是也一把年纪了么。”我回答道。
“你没有一辈子住在东方。这里让人老得快，五十岁就算进入老年，到了五十五已经是一堆废料，什么用都没有了。”
我怕盖兹聊着聊着成了关于变老的专题演说。
“你重新见到卡特莱特夫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她来？”我问。
“怎么说呢，算认出也算没认出。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见过，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我觉得可能是放假的时候在船上有过几面之缘。但她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她眼睛里那种不动感情的一闪，和她清脆的嗓音，都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思：你可有些蠢啊，小伙儿，但你人不坏，我可打心眼里喜欢你。”
“光从声音里能听出这么多话？”我微笑道。
“在俱乐部里，她朝我走过来跟我握手。‘你好啊，盖兹少校？还记得我吗？’她问。
“‘当然记得。’
“‘我们上回见面之后，真是桥下多少河水已经淌过。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你有没有见过西奥？’
“我一下子没有想到她说的西奥是谁。大概我当时的表情很蠢，因为她微笑了一下，那种嘲弄的神情我是那么熟悉，然后她解释道：
“‘我嫁给了西奥，想不到吧。当时觉得也只能这样了，我有些寂寞，他也想结婚。’
“‘你们结婚我听说了，’我说，‘应该很幸福吧。’
“‘哦，非常幸福。西奥真是可爱极了。他马上就到，见到你他会很高兴的。’
“我当时有些不解。我还以为这世上西奥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我了。照理说，她也应该不大想见到我，但女人有时候很奇怪。”
“为什么她不想见你？”我问。
“这个我等会儿再讲，”盖兹说，“这时候西奥就出现了。我怎么就叫他西奥了——我从来都喊他卡特莱特的，在我眼里，他就是卡特莱特，从来没有别的称呼。‘西奥’让我很意外。他现在的模样你也知道了；我还记得他小伙子的时候，一头鬈发，很有活力，很干净。他永远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身材也不错，而且姿态神气，像个经常运动的人。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长得也不难看，虽然不能说多么英俊过人，但很文雅，而且举手投足都很轻巧自如。当我见到这个驼背、枯槁、秃顶的老头，还戴了副眼镜，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要跟我说他是谁我都相信。不过他见了我的确挺高兴——不说高兴，至少颇有些兴致；他没有说什么热情的话，但这个人本来就偏于安静，所以这也是正常的。
“‘在这里见到我们是不是很惊讶？’他问我。
“‘要说的话，我之前也根本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倒是一直或多或少了解你的行踪，因为你的名字不时会在报纸上见到的。你哪天一定得来我们住的地方看看。我们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大概回英国养老之前一直就会住在那里。你后来回过阿罗利匹斯吗？’
“‘没有。’我说。
“‘那真是个漂亮的小镇子，据说现在扩张了。我也从来没回去过。’
“‘对我们来说，那里的回忆不算特别美好。’卡特莱特夫人说。
“我问他们要不要喝一杯，然后就喊了服务生。你应该也发现卡特莱特夫人喜欢喝酒了吧。倒不是说她是个酒鬼之类的，那倒完全没有，但是她喝起威士忌苏打[7]来不输给男人。我看着他们忍不住感到好奇。这对夫妇看上去感情好极了，而且我当时就判断他们生活很宽裕，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还阔绰得很。有辆很好的车，而且回国度假的时候什么开销都来者不拒。他们的关系不能再和谐了，你知道，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妇，却依然觉得世上没有别人比对方更让自己开心，这在外人看来真是可喜可贺。他们的婚姻显然非常美满。而且他们也都钟爱奥利芙，为女儿感到骄傲。尤其是西奥。”
“尽管她并不是亲生的？”我说。
“尽管她不是亲生的，”盖兹说道，“照理她应该把姓氏改了就好了，但她没改。她只叫他老爸，这也自然，她并没见过其他的父亲，不过她写信落款还是奥利芙·布朗森。”
“说起来，布朗森是怎样的一个人？”
“布朗森？大高个，很爽朗，嗓门很大，笑起来像咆哮，很有肌肉，是个运动健将。基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耿直得就像骰子有六个面一样明明白白。他是个红头发，脸上的皮肤也是红的。现在想来，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会出汗的人。他全身上下像是水会涌出来一样，那时候打网球他都会带上一根毛巾。”
“听上去可不是个有魅力的男人啊。”
“他长得挺英俊，而且身材也保持得好。他对后面一点颇为在意。能和他谈的话题只有橡胶和运动，网球啊，你知道，还有高尔夫和射击。在我看来他一年到头都不会翻开一本书。他是典型的私立‘公学’出来的那种人，我第一回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了，但头脑还是像个十八岁的孩子。有太多这样的家伙到了东方似乎就不再成长了，你知道。”
这一点我倒的确知道。一个旅行的人，最让他手足无措的就是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秃顶中年男子，说话、行事都跟中学生一样。你几乎会以为，他们穿过苏伊士运河之后脑子就关了起来。他们可能已经结婚，有好几个子女，甚至还管着庞大的一门生意，但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依然停在六年级。
“但是他这个人并不笨，”盖兹继续说，“业务上没有什么是他不懂的。他的橡胶园是全国打理得最好的，他也很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人。这的确是个大好人，要是他真把你惹烦了，你还是忍不住喜欢他。布朗森在钱这方面也不小气，总愿意帮别人一把。卡特莱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来的。”
“布朗森夫妇相处得好吗？”
“哦，应该是吧，要我说他们一定相处得不错。男的心肠好，女的活泼、开朗。你也知道，她说话很坦率。就是现在，她愿意的话还是可以很风趣，但那些玩笑里往往多了些刺人的东西；当她还年轻，还是布朗森夫人的时候，那些欢笑就更纯粹了。她那时候精力充沛，总想着玩乐，一点不在乎自己说了什么，不过那些话跟她的性格相称，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就是说她那个人是这样直爽、坦率、漫不经心，没有人会计较她说了你什么。他们当时过得挺幸福的。
“他们的庄园离阿罗利匹斯大概有五英里。他们有一辆马车，每天一般都是五点会到。当然那时外国人非常少，而且以男人为主，大概只有六个女人。谢天谢地布朗森夫妇出现了。只要他们一下马车，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那个小小的俱乐部里我们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之后我经常想到他们；离开那里的岗位之后，总体而言我也没再那么开心过。二十年前，每天六点到八点半，从亚丁[8]到横滨你找不到一个比阿罗利匹斯更欢乐的地方。
“有一天布朗森夫人告诉我们，他们有个朋友会来小住，几天之后卡特莱特就跟着他们来了。据说他跟布朗森是老朋友，一起在马尔伯勒[9]还是跟它差不多的地方上过学，之前来东方是坐同一条船来的。很多橡胶园那个时候栽了跟头，不少家伙就失业了。卡特莱特就是这样。他没有工作已经大半年，也没有积蓄；当时种植园主收入比现在还差，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起来应付拮据的时候。卡特莱特就去了新加坡。经济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去那儿，当时的样子我见过，我就认识很多种植园主睡在新加坡的大街上，因为连一晚上的住宿费他们都拿不出来。我知道他们甚至会在欧洲大酒店门口拦陌生人，问他们讨一块钱吃饭。我想当时卡特莱特日子就很不好过。
“最后他写信给布朗森，问后者能否想办法帮他一把。布朗森请他住到家里来，直到情况好转为止，至少食宿不用再花钱了；卡特莱特当然一听就答应了，可布朗森还得先把火车票的钱寄给他。等卡特莱特在阿罗利匹斯下车的时候，他口袋里不会多过十分钱。布朗森自己本来就有收入，据我判断大概一年两三百，虽然管理庄园的工资是削减了，但至少工作没有丢，也比大多数种植园主宽裕一些。卡特莱特到的时候布朗森夫人让他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想住多久都可以。”
“她人真好啊。”我评论了一句。
“好极了。”
盖兹又点了根方头雪茄，杯子里也再次斟满。一切都停下来了，除了壁虎几声叫喊，这寂静很压迫人。似乎这热带的夜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天知道住得最近的人类离我们有多远。盖兹沉默太久了，逼得我只好找了句话说。
“那时候卡特莱特是怎么样一个人？”我问道。“自然更年轻些，你也提过长得好看；但为人性情怎么样？”
“这个嘛，说实话，我从来没怎么留意过他。他没有架子，很亲切；我敢说你也注意到他现在很安静，其实呢，当时也没有比现在活泼多少。但他完全不让人讨厌。卡特莱特喜欢看书，钢琴也弹得不错。没有人嫌弃过他，因为他从来不会妨碍谁，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对他多加了解。他舞技挺好，这点讨女人喜欢，不过他打桌球和网球也都不赖。很自然地他就成了我们的一员。我不能说他当时受到如何疯狂的欢迎，但的确每个人都喜欢他。当然，同情的心理都是有的，面对一个完全破产的男人难免如此，但反正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总之，我们就接纳了他，就好像他从来就是属于那里的。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就跟布朗森夫妇一起来，和大家一样为自己的酒水买单；我想应该是布朗森借了他一点钱，覆盖眼下的开销。另外，他也总是彬彬有礼的。我说的这些都不具体，因为他的确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东方，你见的人太多了，他就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也想尽一切办法要找活儿来干，但始终都不走运；实际情况就是根本没有新的职位空出来，所以他也很懊丧。他在布朗森家住了足足一年。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说到底我也不能住一辈子。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但凡事都有度的。’
“‘照我看，布朗森应该是很愿意接待你的，’我说，‘橡胶种植园上都冷清得很，再说，你多耗费的食物和饮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盖兹又停下来，迟疑地看着我。
“怎么了？”我问。
“这故事大概是被我讲坏了，”他说，“一直在瞎絮叨。我可他妈不是个小说家，我就是个警察，把当时看到的事实说给你听；从我的角度，所有的背景都很重要；我是说，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是应该了解的。”
“当然了，你就往下说吧。”
“我记得当时有人问布朗森夫人——是个女人，应该是医生的夫人——她问布朗森夫人，屋子里总有个外人有时候不会觉得烦吗？你知道，在阿罗利匹斯那样的地方，不聊邻居的家事就没有多少可以聊了。
“‘哦，不烦，’她说，‘西奥省心极了。’她转头对着自己正在擦脸的丈夫说：‘我们喜欢西奥在家里作客，对吧？’
“‘我觉得挺好。’布朗森说。
“‘他一天到晚有什么事情干呢？’
“‘哦，这我不清楚，’布朗森夫人说，‘有时候，他就和雷吉在园子里转，打打猎，或者跟我聊天。’
“‘他很愿意帮忙，’布朗森说，‘那天我发烧了，他就替我把活儿都干了，我只要躺在床里自得其乐就行了。’
“布朗森夫妇没有孩子吗？”我问。
“没有，”盖兹回答，“我不知道原因，他们其实完全负担得起的。”
盖兹靠在椅背上，把眼镜取下来擦拭镜片；他的度数很深，戴上眼镜之后眼睛看上去就变形了，看他本人摘下眼镜长得也不算难看。壁虎在屋顶发出像人一样的叫声，有点像一个智障的孩童在笑。
“布朗森是被杀的。”盖兹突然说。
“被杀？”
“对，是蓄意谋杀。那一晚我永远也不会忘。我们先是打了网球，布朗森夫人、医生的太太、西奥·卡特莱特和我；然后我们打了会儿桥牌。卡特莱特那天状态不佳，到牌桌边坐下来的时候，布朗森夫人跟他说：‘我说西奥，你要是牌打得跟网球一样臭，我们就要把这家都输掉了。’
“我们当时刚喝完一杯，她喊了仆人过来，又点了一轮酒。
“‘把这杯酒吞下去，’她对卡特莱特说，‘没有顶级大牌和一个边花上的赢墩，就别叫牌。’
“布朗森那天不在，他骑自行车去了卡布隆，取钱给他的苦力发工资，准备回来再一起去俱乐部。布朗森的园子相比于卡布隆其实离阿罗利匹斯更近，但商业上卡布隆更重要，所以布朗森把钱存在那里。
“‘雷吉回来可以直接加入我们。’布朗森夫人说。
“‘他已经比说好的时间迟了吧？’医生的夫人问。
“‘早过了，他之前说网球一定赶不及，但桥牌应该能打上一盘。我怀疑他没有直接回来，而是去了卡布隆的俱乐部，在那里喝得起劲呢，这个混蛋。’
“‘哦，不过凭他的酒量，可以干掉很多杯却一点醉意都看不出来。’我笑着说。
“‘他越来越胖了，你知道吗，一定得当心了。’
“牌室里只有我们几个人，但可以听到台球房里面的欢笑声，听得出都很尽兴。快到圣诞节了，大家都有些放浪形骸。圣诞前夜还有一场舞会。
“在牌桌旁坐下来，我还记得医生的妻子问布朗森太太，是不是累了。
“‘一点都不累，’她说，‘我有什么好累的？’
“我不明白说这句话有什么好脸红的。
“‘我是在担心刚刚那场网球是不是让你有些吃不消了。’医生的妻子说。
“‘哦，不会。’我当时就感觉，布朗森太太的回答有些过于简略突兀，就好像她不愿多聊这件事。
“我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也是一直到后来，我才想起这些事。
“我们打了三四盘桥牌，可布朗森还是没有到。
“‘不知道他那里出了什么事，’他的妻子说，‘我想不出什么道理他会这样迟。’
“卡特莱特向来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有开口。我以为他太累了，问他今天都忙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他说，‘稍微吃了点午餐之后就去射鸽子了。’
“‘收获如何？’我问。
“‘哦，五六只吧。它们都太容易受惊了。’
“不过这时候他说道：‘要是雷吉回来晚了，我猜他是觉得再赶过来不划算。可能我们到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洗了澡，在躺椅里睡着了。’
“‘卡布隆回来的确是好长的路啊。’医生的妻子说道。
“‘他走的不是大路，你知道吗，’布朗森太太解释道，‘他会抄一条穿过森林的近道。’
“‘骑自行车那里好走吗？’我问。
“‘哦，好走，那是条不错的小道，大概近了好几英里。’
“我们刚开始新的一盘，酒吧间的仆人进来说有个警长找我。
“‘他有什么事？’我问。
“那个仆人说他不知道，但有两个苦力也在外面。
“‘这混账，’我说，‘要是最后没有什么事情却来烦我，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跟仆人说我马上就来，还是把手上那一局打完了。我站起来，跟桌上的人说：‘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又关照卡特莱特：‘牌帮我发着，听到没？’
“我出来之后看到警长带着两个马来人在台阶上等我。我问他们到底要干吗。他说那两个马来人去警局，报案说有个白人死在森林里通往卡布隆的那条小路上；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惊骇，一下子想到了布朗森。
“‘死了？’我喊道。
“‘对，被射杀的。伤口在头上。一个红头发的白人。’
“这时我知道一定是雷吉·布朗森了，实际上，其中一个说认得死者的马来人还报出了他种植园的名字。这太让人不好接受了。而他的妻子还正在牌室里不耐烦地等着我去理牌、叫牌呢。有一时半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实在是有些慌了神。要是什么铺垫也没有，把这么从天而降的可怕消息告诉她也太说不过去了，但我发现我根本想不到能说什么来减轻这个打击。我让警长和苦力不要走，自己转身进了俱乐部。我必须振作起来。走进牌室，布朗森太太说：‘你可真够久的。’这时她看见我的脸色。‘出了什么事吗？’我看见她握紧了拳头，脸色变得煞白。你会觉得她应该是有了些凶恶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