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快乐得像个孩子，那些词凑在一起，整整用了一个钟头。他走出房间，正碰上他的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她自然而勇敢地接过信，其镇静令于连害怕。
“胶干了吗？”她问。
“这就是那个被悔恨搞得疯疯癫癫的女人吗？”他想。“她此刻有什么打算？”他太骄傲了，不屑于问她；然而，也许她从未像现在这样讨他喜欢。
“这件事搞得不好，”她补充说，神情依旧那么冷静，“我就一无所有了。这点积蓄埋在山上什么地方吧，说不定有朝一日这就是我唯一的指靠了。”
她递给他一个红色山羊皮首饰盒，里面装着金子和几颗钻石。
“现在走吧，”她说。
她亲了亲孩子们，最小的那个亲了两次。于连站着不动。她快步离开他，看也不看—眼。
从打开匿名信那一刻起，德·莱纳先生的日子就变得不堪忍受了。他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还是在一八一六年，他差一点与人决斗，说句公道话，他就是挨一抢也比现在好受些。他翻过来掉过去地察看那封信，心想：“这不是女人的笔迹吗？如果是，那会是哪个女人写的呢？”他把他在维里埃认识的女人—个个过了—遍，始终不能把疑心落在哪一个的头上。“也许是个男人口授了这封信？那是谁呢？”同样不能肯定；他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嫉妒他，也许还恨他。“应该问问我妻子，”这是他的习惯，他一边想着，一边从深陷其中的椅子上站起来。
他刚站直，“伟大的天主啊！他拍着脑袋说，“我首先要提防的就是她呀，她现在是我的敌人了。”他不由得大怒，眼泪都涌上来了。
心肠硬构成了外省全部的人生智慧，由于一种恰如其分的补偿，此刻德·莱纳先生最怕的两个人正是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
“除了他们，我大概还有十个朋友，”他一个个地数了一遍，依次估计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少安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人！”他发狂地喊道，“都会从我这可怕遭遇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啊！”幸亏他觉得自己很受人嫉妒，这并非没有道理。他有全城最豪华的房子，最近更因国王在那里过夜而荣耀无比。此外，他在韦尔吉的别墅也修葺得很体面，正面刷成白色，窗户都装上了绿色的护窗板，很漂亮。想到别墅的豪华。他得到片刻的慰藉。的确，这座别墅三、四法里之外就能看见，周围那些乡下宅邸或所谓的别墅都任凭岁月侵蚀，—派灰暗寒酸的样子。
德·莱纳先生可以指望一个朋友的眼泪和同情，此人是本堂区财务管理委员，可这是个动不动就哭的笨蛋。然而此君正是他唯一的依靠。
“什么样的不幸能与我的不幸相比！”他愤怒地喊道，“多么孤立啊：”
“这可能吗!”这个人真可怜，自语道，“这可能吗，在我倒霉的时候竟连一个可以讨个主意的朋友也没有？我的理智混乱了，我感觉到了！啊！法尔考兹！啊！杜克罗斯，”他喊道，不胜酸楚，“这是两个儿时的朋友的名字，他在一八一四年飞黄腾达以后疏远了他们。他们不是贵族，他就想改变自童年起一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平等的气氛。
两个人中，法尔考兹是个既有才智又有勇气的人，在维里埃做纸张生意，曾经从省城买来印刷机，办了一份报纸。圣会决心让他破产，于是报纸被查封，印刷许可被吊销。在这种哀苦无告的情况下，他十年来第一次试着给德·莱纳先生写了一封信。维里埃市长认为应该像古罗马人那样回答他：“倘蒙国王的大臣屈尊垂询，我将对他说：‘让外省所有印刷厂主破产，无须怜悯，让国家垄断印刷业，如烟草专卖一样。’”这封给一位亲密朋友的信，当时博得维里埃全城的赞赏，德·莱纳先生还记得那里面的字句，想起来真让他胆战心惊。“以我当时的地位，财产和荣誉，谁料想我有一天会后悔写这封信呢？”在这种一会儿对自己一会儿对别人的狂怒中，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他竟没有想到侦察一下妻子，真是万幸。
“我习惯了路易丝，”他心里说，“我的事她都知道；假使我明天能再结婚，我还找不到能顶替她的人呢。”于是，他想到他的妻子是清白的。不禁得意起来；这种看法使他觉得不必大动肝火，他因此平静多了；“有多少女人遭人诬陷啊！”
“什么！”他突然喊了起来，脚步抽搐地了几步，“我能像无耻之徒、像叫花子那样容忍她和她的情夫取笑我吗？难道应该让维里埃全城对我的懦弱议论纷纷吗？人们对夏米埃（这是当地一个尽人皆知的受骗丈夫）什么话没有说过啊？一提到他的名字，谁的嘴上不带着笑？他是个好律师，可谁说过他的口才？啊！夏米埃！那个夏米埃·德·贝尔纳，人们就是这样用一个蒙受耻辱的人的名字来称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