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源于对私有财产的坚定保护。
龙谦承认，那个叫卡尔的德国人是一个天才，至少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理论未必全部正确，但其中一条是无可辩驳的真理，那就是，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社会贤达名誉可以扫地，但既得利益绝对不容侵犯。
龙谦承认社会不公。也承认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均等。就农村而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郑经一类鱼肉乡里的恶霸，也有陈超一类奉行儒家真义的贤达。用占有财产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划分革命和被革命有失公允。后世用暴风骤雨的铁血手段铲除私有制，姑且不论其是否公平。其后果将铲除掉这个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的文化重心——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些让中国人脱离愚昧野蛮的优良传统和品德。
而且，条件更不具备。后世可以掀起暴风骤雨的革命以颠覆一个制度，那是经过数十年的准备。是缔造了一个以当时优秀分子组成的纪律严明的党，牺牲了无数先驱者的生命，才具备了一种鼎新革故的磅礴力量。龙谦不认为自己可以唤醒普天下愚昧自私怯弱的农民，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追随自己去创造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但是，改良或者变革是必须的，不能任由农村就这样沉沦下去。变革的目的是什么？龙谦自己无数次思考，无数次修正。其一当然是改善民生，让农村摆脱贫困。办法主要是以兴办实业以吸纳农村的剩余人口。减少土地的压力。其二是通过一系列办法来提高亩产，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这一条的关键是要做到耕者有其田，所谓理想和觉悟永远抵不过实惠。
龙谦选定的试验田便是郑家庄根据地，以鲁南两大实业集团为依托，大力招收根据地的年轻农民。两年多累计招收根据地近两千人进城做工。其效果是明显的，据陈超及后来萧观鱼的统计数据，两年来。根据地乡村人均收入提高了150%之多，翻番了！功劳当然要计入实业集团。一个青年农民进城做工的收入在在乡的四倍乃至更高。
其实，增收的原因还有两个，第一是蒙山军的兴起，大批根据地农民参军后领取军饷寄回家乡，直接增加了家乡的收入。第二是根据地煤矿和手工业的兴起。
龙谦现在还不知道，光是根据地子弟对家乡的贡献就让建国后成立的郑家庄乡获得了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称号，“老丈人乡”。
在农业增收方面，效果却不明显，有限的改善水利不足以彻底改变面貌。兴办荣军农场确实可以安置一部分伤残军人，但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业的作用。那些关于荣军农场报道和统计数据龙谦一概不信，凭着几个残废军人就可以培育出良种？就可以改善土壤肥力？吹牛嘛。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农业专家他还没有遇到呢。
改变农村当然应当以改善农民收入入手，但根本的问题是农村处于原始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适应农村的文化、组织结构的。不改变农民的综合素质，就不可能彻底打破小农经济的状况。特别是由于文化指示的极端落后，大批文盲的存在。国家、民族、权力、义务等现代国家要素就不会普及到农村，更不可能铲除数千年的封建毒素。再远的事情自己没有经历，四年前庚子国难自己可是参与其中了，京畿一带无数的农民为了极少的报酬甘愿为侵略军充当夫子，更有甚者，为侵略军传递情报，或者被侵略军组成傀儡军队去攻打官军，完全是汉奸所为了。便是在根据地，农民关心子弟兵的胜败，关心子弟的存亡，但不会关心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遭受多大的损失和磨难。三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天津至山海关一线不得驻扎自己国家的军队，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关系。宗法制度束缚着所有的农村，别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意识了，连大清律也没有几个人懂。族长或者地主可以主宰农民的生死，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他们的村庄，他们的家族。
所以，龙谦组织了村民自治委员会，其目的是将农民从宗法制度的罗网中解放出来。最核心的目的是通过自治委员会这个招牌，让农民逐步接触到权力和义务，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最终成为合格的公民。
“白大人，越之先生，村民自治之法尚需逐步完善，而且要因地制宜。这次以治河救灾为先导的活动还要深入下去。培训骨干，总结经验，形成一套适用于全省的制度流程出来。”龙谦结束了汇报会。
“白某将尽快去北面走一趟。”
“如此甚好。不过，杨大人会允许我们继续搞下去吗？”
“无妨。大势所趋，如个人身处激流之中，明智者只能因势利导，岂能扭转大局？”白瑞庭微笑道，“不过，军门似乎该去见一见抚台大人了。”
“见是一定要见的，人家是一省之首嘛。不过，停止县校之建设，停止公路之翻修，却是不明智之举。”龙谦道。
“学政大人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凡是明理者，无不为我省兴办县校喝彩。”白瑞庭抚着下颚的胡须，缓缓说道。
“哈哈，白大人无须过虑。致富我齐鲁圣人故土，当是我等共同之心愿。想必杨大人也不会例外吧？”
龙谦不希望联合几位高官对杨士骧逼宫。先与这位巡抚大人谈谈吧，倘若能合力兴旺山东，当不会计较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