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给你进出口权，在税务管理方面，安全按外资企业对待呢。”
“最多18%，因为您老肯定还有其他条件。”
“好吧。第二，你的公司在与华夏进行交易之时，能否以米元与华夏结算？”
“首长，如果这样，公司可能活不出来，因为软妹币明显被高估了。”杨夏想了想，决定露个底，“首长，要不这样吧，你给一个外汇额度指标，我每年完成那个数字就行了，但我不要软妹币，我要以到达羊城口岸的货物进行结算如何？”
杨夏这个建议，其实是可行的，主要看额度了。此时，华夏的经济，不但进口不畅，就是出口，也依然不畅，国家外贸公司，根本就不会做生意。
“你觉得你能创汇多少，你是这么聪明的人，你也知道国家很缺外汇呢。”首长根本不明白，他自己缔造的市场经济，在后世国家的外汇储备，甚至可以买下米国政府；而最紧缺的资金问题，也只经历了二十年左右，到新千年之际，华夏对外资的要求就不那么强烈了，而且那时华夏的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投资。
“具体数字，真还不好说。我冒昧地问一句，去年我国外汇结余是多少啊？”
“只有2000多万。”
“不，我问的是这些年来的总结余。”
“只有1.7亿。”这些数字，首长每天都在焦虑，真是如数家珍了。
“这样吧。第一年给我打基础吧，第二年。我可以给国家创汇1000万米元以上；第三年，我可以给国家创汇5000万米元以上；第四年。我可以给国家创汇1亿元以上，此后，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直到国家不再需要外汇为止，如何？”
杨夏这个时间表，是个大埋伏。第一年，即1979年打基础，第二年即1980年只创汇1000万米元，注意。是拿东西来换1000万米元，而不是凭空送给国家1000万米元，这对于重生者来说，很难么？至于第三第四年及以后，则更不在话下了。
“好，这是钱的问题，算是一个让我比较满意的答案。技术方面呢，你准备怎样处理？”说到这儿，首长示意服务员进来给杨夏斟一斟茶。
“技术。我准备建立一个研究院，先行消化国外同行技术，然后开发自己的技术，只要获得一项成熟技术。我就可以在国内设厂，进行生产。而研究院与工厂间的关系，就是技术支持与生产车间的关系。”
杨夏说的这一点。很必要。华夏的科研单位不可谓不多，人才不可谓不多。但他们却永远无法与生产单位相结合，因为他们的研究经费是国家拨的。研究结果只要国家评审了，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是否用于生产，谁管呢。
而且，杨夏说的这点，也是可行的。人才，是可以聘请的，也是可以自己培养的；技术，也是可以购买的，关键的是人要清醒，买来的技术要适用，而不是买来一堆废纸。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创新并不特别困难。
只是，华夏想走这条路却不行，因为华夏有包袱，杨夏却是无牵无挂。
“我从你的一些话语中，感觉到你对国家有一些看法，但又谨小慎为，担心被别人抓住尾巴一样，现在，就我们两个老乡，你随便谈谈吧，你知道，我这人是不打棒子不扣帽子的。”
“尼媒，这才是重头戏，刚才那些，不过是开胃菜罢了。”杨夏有些心惊，自己的言语，应该没什么明显失误，首长知道自己那种隐蔽的想法，显然是从一些文字材料中推理出来的，不过，既然已经坐到首长面前，杨夏又怎么会失去这次机会呢。
“首长，既然这样，我就说一些感觉吧。这些感觉，我从未对外人说起过。而且，我对我今天说的，可以完全负责，不只是今天负责，即便以后，亦可以用实践来检验。”
杨夏想了想，非常严肃地来了个开场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吧，好！”首长的双手有力地挥舞了一下。
“第一，过去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全面改革；第二，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无比正确的决策，但在抓经济时，不要忽略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就像南蜀作家团在广场上遇到的那样，不打开国门不行，打开国门就一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
第三，改革的着力点应该在农村，把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十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就迎刃而解；第四，国有企业必须要增强活力，要进行成本与利润的核算，不能再吃大锅饭了；第五，要重视教育工作，国家在有余力时，可适当扩大大学招生数量；
第六，要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米国倭国的经济为什么搞得好，社会民生方面为什么问题少，因为他们信奉一个原则，即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去干！无论做什么事情，怕就怕在外行领导内行！我们讲的又红又专，少了红不行，少了专更不行；在政府管理方面，国外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第七，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因此要让国家走出目前困境，必须寻求理论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