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排好了的事也不容拒绝。那又讲点什么好呢，最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最后杨夏决定讲一个问题，“国民的破坏性问题”。
杨夏立论的基础是，我们只有认清且必须认清国民的这一性格特性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危险危害，我们才能脱胎换骨，继往开来。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抱未来的，揭开疮疤是为了新生。
前世，杨夏在重生前突然对这个问题感起了兴趣，找了一些资料来读，并且还写了几篇随笔。前世，杨夏在这类主题中，到不是要去声讨项羽一把火焚烧了阿房宫，也不是要声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而是讲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的情绪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旨在提醒人们随时加强自身休养，阻止这种带有巨大破坏力量的恶劣情绪恶劣习惯。
杨夏准备的讲话，有其与时代相符的一面，譬如有利于对四/人/帮/的理论清算；但比较反动的一面，则是对“革/命”行为的影射，要知道，再过两年吧，一本以《李自成》为名的高大全的小说，还会获得著名的茅盾文学奖，杨夏此说，岂不是对那部小说和整个时代审美的批判？
所以，杨夏在讲话稿里，连李自成张献忠的名字都没提，明末的任何事件，都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但是，杨夏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他准备的讲话稿并不是说自己拿着就可以上台去讲，而是头一天必须交给代表大会书记处审核，实际上是中/宣/部审核，所以，这一审核的结果，就是中/宣/部几个搞文艺理论的人来找杨夏谈话，建议杨夏放弃这个讲话内容。
杨夏一想，是啊，这个东西看起来在说历史说习惯，但谁能说它不是在影射现在呢，所以，杨夏也就准备放弃了。
但是，一个理论人士以自己的“权威”硬要杨夏给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写一份检讨，要检讨出这种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未来的整改措施。
“你们这是要搞过去那套因言获罪！”杨夏顿时就毛了，泥人还有三份火性呢，不讲是可以的，毕竟这个话题与这两年的意识形态还是不相符合，但杨夏却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加诸人身的做法。自己先大会检讨，此后岂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
“杨夏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的心目中还有没有组织？”那个理论人士顿时一根棍子打了过来。
“组织？哼，请问你是哪个组织的，你刚才的观点代表哪个组织，是中/宣/部/么？还是四/人/帮？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才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有本事，就从实践上驳倒我，就从实践上证明给我看，否则，我要向大会控告你这种动不动用组织压人的行为！”
杨夏当即就强势反击起来，而且因为其修炼了内功的原因，几乎是声震大楼，让那位本就想以势压人的家伙顿时浑身不自在。有理不在声高，可这家伙的声音也太高了呢。
杨夏这话骂得，诛心啊！这个理论权威，最近一年来几乎一直在受气，本想抓到一个年轻作家的稿子好好地批评一顿，给自己扬扬威，谁知，自己竟然惹到了一个火/药/桶，杨夏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最后，另外两人则打着圆场，说他们代表会议审稿，只是觉得这稿子不太合适，能不能不讲，或换个题目？
“我可以不讲，但是，我与这位姓刘的同志没有完。解放前，我们南蜀有个恶霸地主也姓刘，我今天在作协代表大会书记处，终于体会到了当年恶霸地主的威风，我想问一问上级组织，是谁给他的权力，动不动就让人检讨，还要检讨神马根源危害，请问，我这话还没讲，我危害谁了？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
前世的记者，久经考验，讲起假话套话包括骂起人来，绝对不是这个时代的极/左/人士所能比拟的。杨夏这几句话一出，那名刘姓理论权威顿时如丧考妣，他知道他不经意间招惹到了一个麻烦。哪怕自己不怕应战，可是，对方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自己赢了一个孩子脸上有光么？可要是输了呢？此时，这家伙真的有些后悔了。
杨夏如此暴起反击，与这个时代的风尚也颇有关系，此时，华夏在言论领域，其实是非常乱的，那啥墙的事还没结束，即便结束了也只是形式上结束，思想上的乱，已经形成，思想的缝隙，已经打开。这也是杨夏敢于写破坏性讲破坏性的大背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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