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步蟾率领军舰到达古巴后，分成两支分舰队，一支舰队由北洋舰队副司令马吉芬左翼总兵黎元洪带领，八艘军舰抵达圣地亚哥港，另外由他带领，七艘军舰封锁古巴的沿海。
宋骁飞并不想中国首先挑起战争，于是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强硬向西班牙政斧交涉，提出了中国政斧的条件：一是必须对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种植园矿山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偿，按国际标准，每人赔偿一千两白银，中国死亡的苦力华工，有记录的共计十万人左右，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对于在集中营里被虐死的华人，每人赔偿五千两白银，共计二万人，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共计两亿两白银；二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提供船费，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提供住房，允许其自由活动；三是禁止雇主对华工施行监禁与苛罚；允许建立华人工会，并允许劳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处理。五是马上与古巴的“叛乱起义者”停战，结束万恶的集中营制度。
当时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时期，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岁，他的母亲，来自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她这人极为自负，跟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对权力极为嗜好，但又没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极为混乱。
接到伍廷芳的“最后通牒”后，尤其是第一条的两亿两白银赔款，极为愤怒，当场把中国的外交书撕毁。当时，西班牙还是一个欧洲强国，拥有陆军四十万，在古巴驻军二十万。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为文明发达国家，美国中国曰本等属于半开化的国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属于野蛮的国家。中国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后通牒，简直是对“欧洲文明强国”的侮辱，于是让古巴总督韦勒积极备战，并派海军中将雪尔维拉为舰队司令，率领七艘西班牙铁甲军舰前往古巴支援韦勒。
宋骁飞深深知道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会让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他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让阮忠枢重金收买英美的报纸，揭露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被韦勒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的惨象，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中方付给2000银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经过英美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韦勒很快被世人斥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蛮名声顿时“顶风臭万里”，“西班牙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国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出兵古巴也就顺理成章了。
宋骁飞这一招，是跟历史上的曰本人学习的。曰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跟中国大打舆论战，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美主流通讯社和报纸，把中国和曰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中得到解放。”
曰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读力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曰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曰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曰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反观清政斧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放任其“自由”，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很多报纸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还有的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曰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总之，在外国人眼里，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宋骁飞当然知道”新闻自由”的重要姓，但他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舆论极为重视。在训政阶段，他在国内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在对西班牙战争期间，他一边对外的报纸进行收买，一边将国内那些无知自负和可笑的记者都下放到农村的牛棚去体验生活，控制了国内外的舆论！
万事具备，宋骁飞只盼着刘永福和刘步蟾战场上给中国带来最后的胜利！(未完待续。)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