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在当年这片黄河冲积平原的土地上，即没有家财万贯，也没有良田千顷，更不是什么社会名流，却有着自己的一段传奇。
五爷家本来就人丁兴旺，又加上村子西、南两个方向有两个大洼，土地开阔，这附近几个村子也没有什么大地主大财主之类的大户，大片的闲散土地没被圈认，无主无户，谁家有劳力，谁开了荒就归谁。靠着一辈辈开荒积攒下来也有那么几十亩的田地。如果没有九一八的枪声，假如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没有踏上这片静谧而肥沃的土地，五爷就会像千千万万的祖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着自家地里种的粮，穿着自家织的老粗布，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农忙时节务农，农闲时节做点小买卖，是那个时代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只是他做的买卖有点特殊，类似于现在的打靶、套圈、打飞镖赢礼品这类的。他管它叫“竖博”，在固定的时间去赶集摆摊，有时赢有时输，碰上不懂行的一心想贪便宜的就赢他几个小钱，若是一不小心碰上了行家，输就在所难免了，最惨的一次，不仅所有的礼品被人一扫而光，还被人禁了半年的集，那是他一声最灰暗的时光。回到家，五爷就把他那小行头箱子锁好，高高的放在他卧室门上面的横隔板上，果真半年没在碰它。那个年代他活得就是信誉，他活得就是骨气。
五爷一生未娶妻，因为长相实在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怕糟蹋了人家闺女。不知道他的人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尤其是冬天，带上大“三扇”的帽子，捂上大棉袄，高腰大档大棉裤，两手一抄，往墙根一蹲，你想他多少岁就有多少岁。而且眼睛不好，有眼病，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大眼有一层玻璃花，视力极差，小眼被松弛的眼皮遮着，却很犀利，几乎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思，鼻子特别灵，集上谁家的包子添了油，谁家的包子少了料，他一闻就能闻出来。五爷的老母亲就说过，如果不是老五长相太差，他的五个兄弟捆在一块，也比不过他。脑瓜子转的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否则也干不了那“竖博”的营生。
虽说禁了半年的集，可五爷也没闲着，倒成全了他向同行学习的机会。两手一抄，不远不近的往同行的摊旁一蹲，门门道道那可是了然于胸啊。半年一过，五爷取下自己的行头箱子，擦拭干净，把大侄女俊儿抱在腿上逗弄一番，“大爷去给你混包子吃，在家乖乖等着。”肩上搭上粗布撘子，背上行头箱子，又开始了他的“竖博”营生。无妻无后的他把疼爱兄弟们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责任，把每次赶集回来，侄女欢快地迎着他，把包子馒头倒进干粮筐子里看侄女开心的吃相，看做自己最大的快乐。只是他总是把他那一套行头牢牢地锁在小木箱里，钥匙栓在弟媳妇给自己织的粗布宽腰带上，绝不允许家里子侄动，并一再告诫家人：这不是什么好东西，碰了它没好，十个赌徒九个输。
军阀混战越来越激烈，今天这个占了济南府，改天那个又占了德州城，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圈里的大牲口没了，栏里仅剩下几只吃糠吃草的猪羊了，盛粮食的囤空的结满了蜘蛛网，吃了上顿没下顿，一顿顿的糊弄着挨日子。征兵征粮抓壮丁，一茬接着一茬的盘剥。“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二两钱。”这句在民间流传颇广的童谣是对那个时期赋税的真实写照。1937年秋德州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这片被张稷若老先生称为福地的地方，飞机大炮轰碎了最后一丝宁静。多少年来人们坚守着张稷若老先生的预言：“挪村不挪县，围着济阳转。”蒿庵老先生曾经说过在济阳这片土地上不会有大灾难，遭日本鬼子侵略之前事实也确实如此，黄河泛滥发大水，大水来到回河街折返流入大寺河泄泻而去，保住了这一片人的平安；就连那一次“红毛鬼子”肆虐中国，也被“武当老爷”的一团迷雾给挡了回去。然而这一次……
日本人的飞机在曲堤大集上空投了炸弹，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那东西的厉害，一声巨响足以把房子震塌，落地的余波能把人抛上半空挂在树上，掀起来的土足以把人活埋。血性男儿纷纷竖起大旗组织起来抗日，据说连鹊山上的“老鹊”也加入了抗日行列。一仗仗打下来，人口少的村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最初的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情在侵略者残酷的杀戮下渐渐趋于平静，有的成了伪军，有的悄悄地转入地下。老百姓开始像仓鼠一样的生活，把粮食埋进土里，藏进夹墙里，一有警报便迅速逃离，过大兵跑鬼子成了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