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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与蔡锷(1 / 2)

 1915年12月26日,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熊克武、戴戡、罗佩金等39位起义骨干聚集在蔡锷下榻的昆明八省会馆,商讨反袁起义的具体事宜。云南都督府和护**第一军总司令部在这次会议后宣告成立。在震惊全国的护国运动中,有关唐继尧、蔡锷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功劳等问题,各路专家学者的争论一直都没能停止。

护**政权如何组织?蔡锷、唐继尧各担任什么角色?孙代兴在《护国运动史》中描述,在起义前的军事会议上,蔡锷和唐继尧都表示谦让。唐继尧表示:“我愿意带兵出征,‘老前辈’蔡公你远道而来,十分辛苦。你就在云南留守吧。”蔡锷则说:“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愿意效命疆场!”双方都言辞诚恳,最后,大伙商定:蔡锷统兵征川,唐继尧留守云南。并定名: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都督和总司令地位平等。涉及公事,两人必须互相征求意见。关于停战、议和等事宜,两人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做决定。

起义前的军事会议还确定,云南先行编制护国第一军(当时还没提到在云南编组第二军和第三军),蔡锷任总司令,统率全部滇军主力出征。1915年12月26日,护**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八省会馆正式成立。

曾有人提议设“临时元帅府”

关于留守后方的军事组织问题,在宣布起义前的军事会议上也有过争议。戴戡提议,设立临时元帅府,推举临时元帅,作为临时总统。同时召集各省议会,作为临时国会之雏型,建立“临时政府”的基础,与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对抗。提议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认为设元帅府不利于促使其他各省响应起义。于是,黄毓成、李烈钧、方声涛、赵又新等人提出,应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其首脑仍称“都督”,以为一省之统治机关。这个提议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和与会者的通过。这样,袁世凯政府的“云南将军”和“巡按使”名称宣布撤消,云南都督府成立。关于护**政府的名称,在当时的文电中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综合各种记载,专家认为称“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较妥。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制定了《云南都督府组织条例》。都督唐继尧任命戴戡、任可澄(原巡按使)为左、右参赞;赵藩、袁嘉谷、张耀曾为参议;由云龙任秘书厅长,张子贞任参谋厅长,陈廷策任政务厅长,籍忠寅任财政厅长(籍辞职后,由陈钧继任)。其后,又增设司法厅,任丁兆冠为司法厅长。并分别拟定了各厅的《办事

唐继尧在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与了云南辛亥起义和护国首义,对资产阶级革命立下了功勋。但是护国战争以后,唐继尧野心膨胀,堕落为封建军阀。他利用护国的威名,以云南为基地,开始了扩张地盘,对人民实行军事统治的军阀生涯。

当护国战争刚刚结束,军事行动事实上已经停止的时候,唐继尧将护国3军扩大为8个军。以“北伐”为名,向四川扩张,企图盘踞云贵,控制四川,问鼎中原。1917年,孙中山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统治,掀起了“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护法军军政府。这时,滇系唐继尧与桂系陆荣廷相呼应,表面上参加护法,暗地里进行扩张,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明目张胆地拆台和抵制,使孙中山非常失望,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通电斥责滇、桂系军阀“态度犹属暖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顾”;“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此后,唐继尧在云南倒行逆施,称王称霸,对外连年进行战争,不断扩充军队,给云南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对于唐继尧的军阀统治,云南人民十分不满。1917年唐继尧准备出师四川时,云南各界联名上书,反对唐继尧出师。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云南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也给云南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云南学生界喊出了“打倒列强及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1921年初,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的对外扩张,率滇军返川,进逼昆明,唐继尧被迫流落香港。1922年3月,唐继尧与滇南土匪吴学显等部相勾结,杀害顾品珍,实现“二次回滇”,重掌云南大权。但毕竟时过境迁,威风大逊于当年,因此也主张什么“废督裁兵”、“联省自治”,但同时又继续向四川、贵州扩张,却未能得逞。

1926年下半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唐继尧惶惶不安,进一步加紧了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在云南高唱“反.共”、“讨赤”的调子。

1926年11月,**云南地下党组织——**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进行,**云南特别支部组织了以李鑫为首的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专门策划倒唐工作。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是**云南党内负责各团体、各方面工作的人员,他们推动各社会团体、广大群众结成反军阀斗争的统一战线,并与掌握实权的军人胡若愚、龙云等人加强了联系。1927年1月,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为了发动群众,印发了唐继尧祸滇十大罪状的材料进行宣传。

云南人民反唐斗争高涨,眼看唐继尧统治即将崩溃,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四镇守使不得不联合起来。要求唐继尧改革政治。他们向唐继尧提出要求,改组省政府,靠拢国民党中央,还政于民等。但唐继尧未曾理会。1927年2月2日是农历新年,部队官兵要求唐继尧发清历年所欠军饷。可是唐继尧不仅未能发给官兵的欠饷,新年来到也只发半个月的伙食费,军中大为不满,互相鼓噪。四镇守使利用风潮,趁机调兵进逼昆明。

2月5日晚、6日晨,四镇守使联名举行“兵谏”,发出通电,要求惩办贪污,摒除“小人”。电报要求唐继尧“远亲贤,公开政治,安内睦外,易辙改弦”。事变当日,龙云派兵把守昆明各城门、要地,并逮捕了唐继尧手下的20多名民愤大的官员。这就是推翻唐继尧统治云南14年之久的“二六”政变。

政变发生时,唐继尧企图进行镇压,但内部已经分化。当龙云的野战部队进入昆明近郊安宁,胡若愚的军队到达宜良,张汝骥的军队进到杨林,李选廷的军队到达禄丰时,对昆明的包围即已完成,唐继尧见大势已去,被迫交出政权。

2月22日,四镇守使等在宜良法明寺举行会议,决定采用合议制,组织省务委员会,通过了省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拥戴”唐继尧为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3月15日,省务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以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等9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并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

唐继尧并不甘心,曾几次企图潜逃或反击,都未能成功,遂一病不起,延到1927年5月23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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