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信和尚说，佛言生于正信之家，我可以千里跟从你。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正信的佛教？
民间信仰的宗教层次，仅使信仰者求取神的救助，并未能使信仰者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佛教的信仰，既能使信仰者有求必应，更能使信仰者净化自己、强化自己，也能效法救人助人的菩萨与佛，更能成为菩萨与佛。
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民间信仰的宗教行为，确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流行的价值。唯其既无教义的依准，也无教团的约束，更无教师的诱导，仅靠灵媒、乩童等的操作，好则可以配合善良风俗，否则也能破坏善良风俗，腐蚀人心。
佛教则不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佛教的教团和教师是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最后，与眉山老乡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才正式上路离开了家乡眉山县。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官场的险恶，他们都要真正地去参与其中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鲜于侁（字子骏）始为利州路漕司，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此人，苏轼日后对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到了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
在那里，苏轼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说在陕西的老相识董传在二曲守丧，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就到了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
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觉得很有趣，就重新写下了题跋。
腊月三十。除夕。
苏轼到了刚任月余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
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熙宁二年正月间，苏轼东到长安。当苏轼路过岐山县时，听说他陕西一个书呆子朋友董传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问了董传的生活情况，董传说了他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又说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早就归天了。
接着又说，韩大人不仅接济了他，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彭驾部，听说了自己与韩大人的交情后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老彭这是豁出去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在苏轼听后，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果然不能够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