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对“双改”这一块其实也不甚了解，但是他却很肯定的知道一点，以后的三年里，是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包括县一级的国营小型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关健转轨时期，在市场经济彻底取代计划经济的浪潮下，企业包括企业化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团体都将从原来那种政府主导、行政直管转变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彻底摆脱了原来与政府的“父子关系”，当然，改革所带来的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下岗，也就是陈扬与秦可心接下来马上就要面临的裁员问题。
对于国家未来的大形势以及政策导向的预知是陈扬坚定裁员的信心基础，新光未来的企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也取决于秦可心能不能和敢不敢下这个狠手，因为裁员毕竟是一件很残酷，很不近人情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有人要失业，有人要突然从原来那种习惯了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中突然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求生存状态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和矛盾也是陈扬可以想见的，但陈扬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秦可心的目的很明确，信心也很坚定，正如陈扬所说的一样，即便他没有介入新光，秦可心也是一定会这么做的，毕竟陈扬已经活过了一世，而前世的这个时间，他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因为下岗而跑到了外地打工，或者摆起了起早贪黑的菜摊、小吃摊，这些同学的父母，就是新光的原职工。
陈扬知道，就在一年后的1997年，**十五届一中全会就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步使得中国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而他现在，不过是帮着秦可心早走了这么一步。
新光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譬如政府行政化管理与企业化经营模式的混淆，再譬如拖欠工资、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而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裁员，然而这种彻底打破旧有统包统配的做法，将会给新光带来的压力也令陈扬很头疼，毕竟新光现在的规模还远不够对这些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安置，这也是陈扬为什么力促秦可心将食品厂那块地卖掉的主因。
第二天的班子会召开之后，秦可心对陈扬的放权，以及横生而出的裁员问题，登时在新光激起了轩然大波，其余几个班子领导当天下午便将秦可心告到了吴强那里，说秦可心不民主，独断专行。而新光的职工们，也如陈扬所预想到的那样，立刻便有了情绪反应。
由陈扬起草秦可心把关定稿的《关于冀兴县新光食品厂产权拍卖的请示》很快便在新光内部进行了自主公示并在第二天上午就放在了吴强的办公桌上，看着秦可心一脸严肃的表情，吴强知道这两天传的沸沸扬扬的有关新光裁员的事情的确是真的了，但当天吴强并没有马上回答秦可心，他只是让秦可心安心回去等消息，这件事他一个人无法拍板定夺，必须要经过常委会的讨论通过。
这一等，就是足足一个星期，职工们先是闹到了陈扬的办公室，指着陈扬的鼻子开骂，后来则是将矛盾转移到了秦可心那里，甚至连那几个原本跟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老的老顽固们也一并都骂了，陈扬和秦可心都耐着性子忍了下来，毕竟这是一件关系到职工们切身利益甚至是今后的生活生存问题的事情，即便职工有再强烈的反应，他们也能理解。
碰到秦可心和陈扬这么两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职工们也是毫无办法，最后矛盾再次激化，月结工资的时候，秦可心在陈扬的建议下又使出了更彻底的一招，停发了所有在裁员名单内的职工的工资。
对于这些没有正式行政或事业编制的老企业职工来说，他们现在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到政府上访，实在不行，就越级上访，迫于此种压力，在足足等了一个多星期之后，陈扬和秦可心终于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冀兴县县委县政府在请示市委同意之后，经过常委会讨论一致通过了冀兴县食品厂的产权拍卖事宜，具体执行由县委、政府、新光三方负责，通过公开拍卖，最终将新光食品厂的那块地皮以三百六十万的成交价卖给了冀兴县金柱村的一位私企老板，这位老板是冀兴县金柱村人，在外地做生意，准备投资在老家兴建集果园种植与果实饮料生产与一体的金果源公司，他以优惠价买下了这片地，将用于饮料制品生产流水线基地，总体来说，这算是一件双赢的事。
新光的裁员势不可挡，而陈扬的这个黑脸也算是做绝了，好在食品厂这块地终于卖出去了，陈扬也算松了口气，有了这笔钱，就可以为原食品厂职工进行投保和工龄买断，也可以将其它一些列入裁员名单的职工一同纳入工龄买断之列，在最大程度上平复了职工们的怨气。
然而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是无法照顾到的，他们原来的工种性质属于是后聘临时工，这次裁员，他们等于是被新光无责任辞退，这些工人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岁数的妇女，也就是秦可心所说的哪类打毛衣、嗑瓜子的营业员，统计下来，差不多一共有三十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