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教材至大学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打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房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调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说，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学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流。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式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式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公务员”制度，学生所学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说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思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强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强硬，暴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金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流通金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国家货币非以金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国家富强。至宋代开始专用金铜，结果国家越发积弱。当年秦国无金属流通，结果却吞六国，由此可见金银的大量流通对于国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金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流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金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有钱发下去，腐败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几年了，除了和宋襄公探讨过明末以来的相关积弊，周士相还从未和谁像今天这般畅谈过。他将粮票的作用仔细解释给顾炎武听，顾炎武听后指出不可单一发行粮票，毕竟百姓对这种纸质东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会和“交子”一样。周士相忙又将广东银库发行的银元和粮票双结合，且在官府体系内首先保证粮票的价值，如何确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兑换等等方法一一说了。
“兵弊”和“将弊”也是因果关系，二者可简化为“军弊”。归根结底，军弊的关键就是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上至国家，下至民间，都将武人视为仆役贱奴辈，有事时驱使卖命，无事时则百般欺凌。明初因开国勋贵尚在，情形还好些，至中期以后，非但是兵卒，高品武官也备受歧视。当官的都没心思带兵打仗，自然一门心思想着谋利，结果自然就是让手下的兵越发不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