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的时候，有关周士相即将领军北伐之事，已传遍大江南北。长江沿线，不时有奸细来往，将南都的军情传到北方。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满朝俱是惊慌，却是束手无策，只得催逼鳌拜尽快将吴三桂叛军赶出中原，尔后抵御北伐太平军。
五月二十七日，谨身殿大学士袁廓宇上书定武帝，为齐王周士相请“黄钺”。
“黄钺”乃是以黄金为饰的斧头，为历代帝王专用，唯有重臣征伐，帝王方特赐，即代天子出征之意。
大明开国以来，并无黄钺一说，臣子若是出征，有赐尚方剑，以示代天子征伐。持尚方剑者于平日并无权力处置任何官员，也没有权力斩杀平民，但于战时却能斩杀犯军令者及五品以下官员，称“先斩后奏”。
若双方都持尚方剑，则双方都无处置对方之权力，需报请朝廷处置。当年袁崇焕便是因为擅杀同样持尚方剑的毛文龙，引得朝野非议，最终埋下日后的杀身大祸。
相对尚方剑，黄钺威权极重，可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置任何官员，而不必报请天子。换言之，假黄钺者，权力俨然等同天子，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故甲申以后，哪怕南明局势日益危急，也无黄钺赐下。直至清军三路入滇，昆明危在旦夕，永历朱由榔迫于形势，方不得不赐李定国黄钺。
永历死后，李定国手中的黄钺自是不再具备代天子征伐权力。定武登基以来，也仅仅是赐了周士相天子剑，并无黄钺赐下，因为黄钺意义实在太过重大。非不得已，万万不能下赐臣子，因为历朝历代，凡臣子持黄钺者，最后多半就是王朝的终结者。
现在作为朝野公认的周党核心袁廓宇奏请定武帝赐黄钺于周士相，自是让人不得不怀疑背后动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为周士相称帝自立造势——先假黄钺，再加九锡，最后取明自代。
首辅郭之奇反对赐周士相假黄钺出征，他在内阁对众学士道：“齐王代天子出征，赐尚方剑即可，不必赐黄钺。”
定武帝也将袁廓宇的奏疏留中不发，虽然他没有对这道奏疏发表过任何看法，但留中不发的态度已然表明皇帝心中根本不愿赐下黄钺。
很快，率团回返南都的大学士丁之相、工部尚书张长庚、学部尚书扶纲、库部尚书杨在等人也纷纷上书定武帝，请天子赐黄钺于齐王，以事北伐。
不到三天时间，南都为齐王请黄钺的奏疏多达一百六十七道，内阁六部、大都督府、宫务院半数以上官员都支持齐王假黄钺。
可是，面对朝廷大半重臣都为周士相张目的情况下，定武帝仍是不允。
很快，南都发生的请黄钺风潮迅速向各地蔓延，并且愈演愈烈。六月初，各省督抚纷纷上书，指出北伐在即，为让齐王专事征伐，恢复故都，驱逐鞑虏，朝廷有必要赐下黄钺。免齐王北征之时，有宵小作崇，破坏北伐大业。
两广总督宋襄公、广西巡抚邵九公、湖南巡抚赵四海、福建代布政使桂永智，江苏巡抚蒋国柱、安徽巡抚蒋和、江西巡抚李之粹等一众地方督抚的表态，使得请黄钺的风潮达到极点。
六月九日，自归国之后向定武帝奉表之后便再未发声的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联名向定武帝上书，请为齐王假黄钺。
闽亲王郑袭早在几天前就和朝臣们一起为齐王请过黄钺，顺亲王李来亨因为正在攻打开封，对南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故没有上书。
郑袭的上书或许不会让世人太过震动，但李定国的上书份量却是极重，以致首辅郭之奇不得不进宫面见定武帝，君臣二人商量是不是赐于周士相黄钺。
南都发生的权臣争黄钺之事，自是瞒不过清廷和其它势力的眼睛。
索尼等人得知南边的君臣正在僵持，不由大感庆幸，因为这场君臣相争的风潮只要僵持下去，清廷受到的压力就越小。只要太平军的北伐被拖延下去，清廷就有机会获得喘息之机。
吴三桂也收到了南都的消息，他对长子吴应熊和谋士方献亭说道：“贼秀才终是露出狼子野心了，唐王若是不想束手待毙，这黄钺就万万不能赐下。”
方献亭道：“王爷说的是。我闻贼秀才在江南制造大案，滥杀官绅士子，因言治罪，早就不得人心，其势之所以张狂，无非是凭借手中强军。但物极必反，无有公器在手，贼秀才所为便无法理基础。若持黄钺，则效果不同。我看贼秀才非是为北伐而请黄钺，实是心虚害怕才请黄钺。唐王若是不想为贼秀才所篡，黄钺便是万万不能赐下的。”
“就看唐王是不是能坚持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