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的思想和作为,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学”,和“中学”基本不沾边儿。对“中学”,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第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岁那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加入了美籍。
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倚为臂膀。但同时,他也承认,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国,而非朝廷。
当然,容闳的这个特点,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
可是,若容闳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轻废“中学”,却是不能接受的原时空的朝廷,不论“保守派”还是“洋务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都不能接受。
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关节点在“留美幼童”的年龄上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读下来,较之成人后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学自然更加扎实、透彻。思路也更加灵活、开通,更少牵绊,用之于“新政”、“洋务”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
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对“留美幼童”的苦心设计,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纪太小,心智尚远未成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国家认同不动摇、不转移?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回到中国的,不是一群“黄皮白心”?
必须承认,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更加有趣的学问,更加人性的教学,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
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何况,“增长见闻”观察、了解、认识留学目的地。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本来就是设计“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为此,刚开始的时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
这种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是顶“时尚”、顶“先进”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学”、“中学”并重。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从国内派出教员,常驻美国。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中学”教育,以此保证“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规:“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关卓凡本人,对这些“中学”课程,并不感冒。可是,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
当然,在本时空,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具体课程设置,自然要略作调整,譬如,那个《圣谕广训》,大约会拿下来,换上别的。
可是,大方向不会改变,即以“中学”教育,保证小留学生不变“颜色”。
遗憾的是,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