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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