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李儒旧事重提，并且还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刘协纵然想不好奇也不可能了。』
纵观王允此人的一生，他在刺杀董卓和随后被执政不过三十八天的时间内，便被凉州诸部攻入长安，这前后之间的变化可谓有如云泥、判若两人，尤其是在他杀蔡邕一事上，更是历史上的一件悬案。
按照刘协或者是曹操之类的人物，遇到蔡邕此事，非但不会如王允这般赶尽杀绝，反而会温和勉励两句。这种做法惠而不费，却一举便可满足士人情操的需求和安抚凉州之人惶恐之心。可王允却偏偏做出了最愚不可及的决定，为此，他甚至付出了不能朝堂众臣不以他马是瞻的代价。
这样的短肋，在他随后与刘协的斗法当中，后果不可谓不严重。可以说，刘协每次之所以能赢过王允，都是因为刘协拉来了朝臣的助力，才将王允摁倒在墙角强吻的。
王允这样弱智的转变，让史书的编写者也觉得疑窦丛生，因此他们给出了一个牵强的理由。《后汉书？王允传》上说：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说的是王允在刺杀董卓之后，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变得独断专横，不讲策略，这造成了他对待董卓旧部上的处置失当。
这个理由北宋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采用了，只不过他觉得仍然不够充分，因此他做了两点补充：一是在这段话里的“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后面补充了四个字――“颇自骄傲”，用来说明王允后面那些“愚蠢”的行为都是因为骄傲自满造成的。
另外一点就是司马光补充了王允非要杀蔡邕一事，举证王允性格骄傲到了极点，甚至不惜杀蔡邕使编撰国史的大典荒废这等灭纪废典之事，以此证明王允之后的失败都是他自己性格缺陷种下的败因。
很显然，这种解释根本不符合现实，直到刘协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在钟繇的解惑下，明白王允的转变不过是传统士人集团政治意志和利益体现而已后，才对王允有了一层明晰的了解――王允他要做的，不过想用他们坚信的‘仁义’来治天下，期望不着痕迹解决凉州诸部，引关东诸侯入朝拜奉，进而汉室一统，开创他们儒家士人尊崇的礼治之邦而已。
但这用来解释对于王允非要蔡邕来说，还是有些牵强。因为蔡邕毕竟是士林中人，就算王允想撇清与董卓之前的所有联系，可蔡邕一人的生死根本证明不了这点，他的罪责也远到不了非要被杀头的地步。反而王允为此还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中间若说没有个人因素，刘协是打死也不相信的。
这些时日刘协焦头烂额，凉州诸部和凉州羌胡这座大山死死压在他的心头，使得刘协没功夫搭理蔡邕这个腐儒。可李儒这个时候提出来就不由得他不重视了，因为，李儒从来不是无的放矢之人。
“文优，你知道的，朕现在没有心情让你这样吊胃口。”刘协用精致的剪刀剪断鱼肠线，继续与王越缝合另一道伤口，但阴冷的语气表明他的耐心很有限。
李儒不疾不徐，确认了刘协的怒气后，才语破石惊道：“王允杀蔡邕，只不过为了确定蔡邕日后不能在《汉书》当中写出，他这位亲自谋划刺董主谋的英雄，亲手出卖刺董义士这等龌龊之事罢了！”
刘协浑身一震，这个答案远在他意料之外，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这其中还有如此秘辛。也更想不到王允竟然是这等贪生怕死、出卖同僚的小人，脸色不由更凝重了几分：“文优，说话可要讲证据的。”
可李儒却丝毫不惧刘协此时散出的龙威，反而坦言道：“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我才会这个时候告诉你。不过，我可以确定的是，蔡邕手中必然有证据。可惜这个腐儒死到临头，仍旧不肯将此事坦明。”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刘协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这样的秘辛震惊下，他已不可能安心平稳地与王越施治，便让那个一旁那个犹如木雕一般的铁鹰剑士替他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