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宋虽然没有豹子野心，但周边的游牧民族人家却有虎狼之意，所以在这种安于现状的思想下，思想上不够重视，没有居安思危的状况下，使得我们大宋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边患不断，你文明，你友好，你厚爱，可你得考虑人家那是野蛮人，他们讲得是武力解决问题，落后就要挨打，强盗逻辑，不讲道理，你对他越友善，他们反而更得寸进尺，狼子野心，无休无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花几个钱就可以买到长久的和平，那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唯有我们自身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综合国力，才能让他们刮目相看。不要企图每次战争都可以用金钱解决问题，不思进取，所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不可大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其次北宋开国的重文抑武的思想已经完全跟不上实际需要了，必须灵活更改，文韬武略，都要重视，众所周知，这打天下靠武将，治天下靠文臣，如今虽然天下大定，但周边纷扰不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固执己见，不能走极端。在北有辽国，西有西夏这两大强敌下，还准备坚持重文抑武一百年不动摇，完全是无稽之谈。虽然我们宋代不杀士人，是一大进步，但我们大宋也不应该杀随意滥杀武将，而且杀起来毫不手软。纵观我们北宋历史，一直对武将如同防贼一般，许多守边将领因小过被杀、被囚、被贬，许多屡立战功的武将得不到升迁。狄青算是凭战功升得最高，也只是个枢密副使，还随时可能被免职，人心是肉长的，朝廷如此对待武官，有失偏颇，需要用兵，就让他们沙场卖命，暂时和平就弃如敝屣，将士们保家卫国，反而处处受猜忌，如何军民一心？朝廷军队一心？我突然想起岳飞被赐死，有史学家说高宗杀岳飞，开了杀士大夫的先例，其实这个论断是不对的，岳飞不属于士大夫，而是属于武将，所以杀岳飞并没有违背祖制，没有违反基本国策！
所以朝廷指导思想上以文治国，这是有问题的，以前时候适用不代表现在合适，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如今外部形势不容乐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文韬武略，不可荒废，其次，用人不疑，怀疑人不用，虽然不杀文官，待遇好，但是对武官，却极不信任，俗话说将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而现在官家直接掌握兵权，文官千里之外掌控军队，而上阵杀敌的武将频繁调动，兵不认识将，将不能统兵，如何打战？所以连连败北。所以，我们治理朝廷的思想应当发生变化，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时俱进，文武都不可偏废，这历朝历代，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你拿钱买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攘外必先安***因是主要因数，那么我们内部环境又有那些问题呢？那就是在上述朝廷指导思想下，基本国策下的产物是三座大山――冗官，冗兵和冗费。
冗官是在重文轻武的观念下的强化与执行，纵然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危害更大。在古代读书和做官息息相关，读书说白了升官发财，所以极重文治的国策导致科举考试领域的繁荣，朝廷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我们大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机构臃肿得不行。大宋官家们仍厚道，从不精简机构，慷慨赠予王公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所以到先皇咸平年间，已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薪俸支出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先皇已有四千多，现在已经过万。如同钱大人说得倒是实事求是，前朝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而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真是太吓人的数据，由是我们大宋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而前朝中央官员曾低至六百三十四人，而我们现在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大宋所辖疆域仅为前朝疆域的二分之一。
但是那么多多如牛毛的考上科举之人，哪里有那么多官职呢？于是朝廷巧立名目，增力官名，本来一个人多的事，现在两个人做，再住后，三个人做。机构臃肿，朝廷办事效率十分低下。人浮于事，好些闲杂朝廷官员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氛围自然也懒散，散漫，有昏昏沉沉打瞌睡的，桌上睡了大坑，有无所事事咬笔杆的，笔杆都被咬个大洞，有从早到晚家长里短，说三道四，嘴巴都说成歪嘴了，成天混日子，混饭吃，耽误了生命，浪费了时间，我突然想起和现代社会曝光的一些人员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古人是望其项背，现代社会的人还更技高一筹，混日子的方式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精彩纷呈一些，有网上打麻将，斗地主，浏览网页，看欧美大片，打手机的，比比皆是。
而且吏治腐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各种高官门生子弟，皇亲国戚走后门的现象普遍。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开枝散叶，人口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
再加上大宋官员的分工过于细化，官职分为官、职、差遣三部分，其中官即官衔，主要与俸禄挂钩，标志着阶级地位的高低，有了官衔，即便没有实质的职位，也照样拿工资。所以宋朝的加官进爵不代表实权的提升，但多了个头衔便多了份薪水。可想而知一些顶着长串头衔的高级官员和皇室宗亲的收入是多么丰厚。所以宋代官俸制度十分混乱，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无所事事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
大宋的的文臣们，生活极其优裕，不以言论杀文人，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有些肆意妄为的官员在轻的刑法面前更愿意铤而走险，更是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宋朝官场十分腐败，效率很低。涌现的人才不是被埋没，便是在机构中被销蚀。不光是本人，许多我们宋朝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机构臃肿、用人太滥的弊端。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宋祁则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