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莫言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讲演》
几年前，在台北的一次会议上，我与几位作家就“童年阅读经验”这样一个题目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作家，有的五六岁时就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让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惭愧。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当你们饱览群书时，我也在阅读；但你们阅读是用眼睛，我用的是耳朵。
我十岁的时候，就辍学回家当了农民，当时我最关心的是我放牧的那几头牛羊的饥饱。在农村度过的漫长的一段青春期里，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读完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我也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祖母，我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有满肚子的故事，我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从他们嘴里听说过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
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与活人，动物与植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许多物品，一把扫地的笤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在他们的故事里，死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远去，而是暗中保佑着我们，也监督着我们。这使我少年时期少干了许多坏事，因为我怕受到暗中监督着我的祖先的惩罚。当然也使我多干了很多好事，因为我相信我干过的好事迟早会受到奖赏。在他们的故事里，大部分动物都能够变化成人形，与人交往。譬如我的祖母就讲述过一个公鸡与人恋爱的故事。离我的家乡三百里路，就是中国最会写鬼故事的作家蒲松龄的故乡。当我开始读他的书时，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说过。我不知道是蒲松龄听了我的祖先们的讲述写成了他的书，还是我的祖先们看了他的书后才开始讲故事。
爷爷奶奶一辈的老人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是鬼怪和妖精，父亲一辈的人讲述的故事大部分是传奇化了的历史。其中没有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只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他们在讲述时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洋溢着心驰神往的表情。
十几年前，我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已经认识到：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其实不是完全可信的。就像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一样，这其实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后来创作小说《红高粱家族》时我借用了这种技巧。
在我的漫长生涯中，民间戏曲、尤其是我的故乡那个名叫“猫腔”的小剧种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当然，除了聆听从人的嘴巴里发出的声音，我还聆听了大自然的声音，譬如洪水泛滥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动物鸣叫的声音……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想，我在的二十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
关于用鼻子写作，其实应该是另外一次演讲的题目。所谓用鼻子写作，并不是说我要在鼻子里插上两只鹅毛笔，而是说我在写作时，有意识地调动起自己的对于气味的回忆和想象，从而使我在写作时如同身临其境，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也身临其境。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还应该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感受以及想象力，让自己的作品充满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借助于准确而优美的语言来实现的。
好的小说，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仿佛进入了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非常具体的家庭的感受，好的小说能使痴心的读者把自己混同于其中的人物，为之爱，为之恨，为之生，为之死。这样的小说要写出来很不容易，我正在不懈地努力。－－－来源《意林》作者：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