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十年媳妇熬成婆”，随着角色的转变，人们往往变成现有体制的“卫道士”，从被施暴者变为施暴者。于是在体制内，人们通常会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体制的创造和修改者，这些人往往藐视世间所有规则，一切都以权衡整个集团的利弊作为制定、打破、修改规则的出发点，这些人凤毛麟角，历史上不是英明圣君，就是大奸大恶之徒；第二类就是体制的追随和维护者，这些人或是部分理解了体制这样运行的“道理”，或是干脆不去理解这个体制是否合理，而是简单崇拜于这个体制的制定者，这些人往往是意见的大多数，是体制的“卫道士”；第三类就是体制的破坏者，这些人从表象上看和第一类人有些像，但他们在破坏体制时，并未权衡整个集团的利弊，而是一切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这类人通常会被体制所排异，社会上各色罪犯多属于这种类型。
其实这个世间没有绝对的法律和规则，它们都是可以被打破和塑造的，只要你的能量和能力达到一个拐点就行。在这里我就不展开叙述了。
好了，再回过头来交代我们的李贵人，这个可怜的美丽的汉族女子，被掳掠、被奴役、被临幸、被富贵、被赐死，一切的一切都身不由己，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树叶，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声的哭泣带不来任何的怜悯，瞬间就被无尽的大海所吞噬。就在冯皇后完成册封仪式的第三天，也就是公元456年2月1日，拓跋弘被立为太子。史载常太后依旧例赐李贵人自杀，并命李氏详细列举在南方的兄弟，都加以托付，到诀别时，每说到一个兄弟，李氏就抚胸痛哭，场面凄惨无比。后来，李氏被追谥为元皇后，安葬在故都盛乐的皇家陵寝金陵。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赐死李贵人的常太后。常太后既不是皇帝拓跋浚的亲妈，也不是由“铸金人”而成为正牌皇后后升格为的皇太后，她是皇帝的“奶妈”，由于辛勤哺育的功劳而被拓跋浚尊为的“太后”。而这种由“奶妈”升格为“太后”的规则，则是由我们大名鼎鼎的太武帝拓跋焘首创的。当年拓跋焘亲娘“死亡”之后，拓跋嗣选了宫中佣人窦氏做拓跋焘“奶妈”，哺育年幼的拓跋焘，史载窦老太太仁厚慈爱，善于抚养教导，拓跋焘的横空出世应该和窦氏的教导有一定关系。不仅如此，《魏书》记载,在拓跋焘征讨凉州时，窦氏坐镇首都，指派将领击退柔然的侵犯，也是功不可没（实际上当时皇太子拓跋晃已经监国，留守国都抵抗柔然的政令应该多出自拓跋晃，但窦老太太不添乱已经算是大功一件了，当年拓跋焘北征柔然，这个老太太就出面干预阻止过）。不管怎样，拓跋焘十分敬重窦老太太，并把她尊为“保太后”。
于是在北魏朝的“立皇储，杀亲母”，“铸金人、立皇后”，以及“尊乳母，封太后”几个政策的共同影响下，北魏朝廷按规制应该标配两个皇后和两个皇太后一共三个人：即“铸金人”成功的正牌皇后，皇帝死后，皇太子即位后自然升格为皇太后；皇帝的生母，皇太子即位后追尊其为先皇的“皇后”；皇太子的乳母，皇太子即位后尊为“皇太后”。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有可能在同一时期出现两个“皇太后”，如果皇帝正值壮年，这些个皇太后最多也就是处理处理宫内之事，但当皇帝幼弱，需要大臣辅政之时，国家政令就需要通过太后的首肯才能颁布。在拓跋焘暴卒，拓跋浚上位的公元452年，拓跋浚的乳母常氏就被尊为“保太后”，第二年即被尊为“皇太后”，而拓跋浚爷爷拓跋焘的正牌“铸金人”的皇后赫连皇后（也就是拓跋浚时期的赫连太皇太后）则于453年死去。于是从拓跋浚登基的452年到拓跋浚亲政的455年，帝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常太后。而根据史书记载，拓跋浚十分敬重常太后，而常太后于公元460年寿终正寝，所以即便在拓跋浚亲政的455年之后，常太后应该继续和拓跋浚共享着帝国权利，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拓跋浚的决策。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赫连太皇太后的早死，以及拓跋浚老爸拓跋晃的被冤死所导致的正牌铸金人皇太后的缺失，常太后势必很难独享上述权利。试想在拓跋浚幼弱之时，如果帝国出现两个“皇太后”，如果她们都属于权利欲比较强的人的话，北魏帝国政坛将会出现怎样的动荡。
而这一切被一个人默默地看在眼里。这个人是一个天生的政治生物，这种体制上的瑕疵在这个人眼中是不容许出现的。这个人是谁？我们下次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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