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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说到孝文帝调集帝国最精锐的三十万大军南下，号称要讨伐萧齐帝国，但其实拓跋宏心里打的算盘却是假借南征的名义，带领一众贵族大臣们“迁都洛阳”。
史书上记载的很明确，拓跋宏之所以要迁都洛阳，考虑的还是洛阳地处中华中心位置，是传统的汉人聚居区，所以在孝文帝整个“汉化大战略”中，定都洛阳对于民族间的融合，以及未来鲜卑人“移风易俗”的改革大有好处。但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这段“正史”都是由汉人史家记载的，他们对于拓跋宏的“汉化改革”都给与高度评价，于是把“迁都洛阳”这个行动涵盖在此次改革的光环之下，也是顺理成章只说。但是，通过史书中记载的细节，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拓跋宏之所以迁都洛阳，还有行政管理上的其他诉求。
史书记载，北魏帝国从太祖拓跋吞并后燕帝国，入主中原以来，帝国的统治者们接触到了“农业生产”这一相较于“牧业生产”更加先进，单位土地人口承载力更强的“业态”，为了增加人口以加强国力，帝国皇帝不断采取移民政策，把新纳入帝国版图的“技术农民”迁徙到首都平城屯垦。
随着世祖拓跋焘时期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击败柔然汗国后，大量高车部族南下归附，使得平城地区移民人数也与日俱增。这使得平城地区的粮食供给问题渐渐显露出来。
到了冯太后时期，由于帝国“一不小心”扩张到了淮河流域，一大块新增的农耕区域由此并入了帝国版图，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冯太后参考了历代汉人治理经验，推行了一系列行政上的改革，于是帝国的中央办事机构也必然不断膨胀，用现代企业财会视角看，就是“管理费用”会不断增加，这些管理人员人吃马喂，也使得平城地区的粮食供应不堪重负。
如果说平城地区是一块风调雨顺的宝地，那么不断增加的屯耕农民应该可以匹配平城不断增加的人口，而帝国不断进行农业移民也是根源于此。可惜天公不作美，我们现在都知道山西北部从来就不是我国粮食主产区。那时北魏帝国统治者们只知道农业是好东西，能从地里种出粮食，可惜他们不知道再高超的农业技术没有老天的帮忙也是白搭。
史书记载，公元5世纪80年代，北魏帝国连续遭灾，户籍都因为流亡外地就食的饥民而变得混乱。尤其是首都所在地平城地区，气候寒冷，有时夏季6月份还在下雪，而且经常狂风大作，飞沙漫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指望农业丰收确实是件难事。史载公元487年，平城地区还发生了******，又加上牛瘟疫流行，许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
所以，从拓跋宏亲政以来，如何解首都人民温饱问题就变成皇帝拓跋宏第一头疼的大事。可是平城地区漕运不便，公元482年，帝国还曾征发5万民工修筑打通太行山的灵丘道（飞狐道，著名的太行八陉之一），尽管如此，每逢灾荒年份，从陆路把华北平原的粮食运往平城也往往有杯水车薪的无力感。
综上所述，把全国行政中心搬迁到漕运便利的粮食主产地洛阳，就地解决帝国大批鲜卑贵族、行政人员、首都卫戍部队的“吃饭”问题，似乎也是皇帝拓跋宏的不二选择。
公元493年9月，孝文帝拓跋宏的“南征”大军终于抵达洛阳，不知是不是老天都在协助拓跋宏演好这场“迁都”的大戏，史载自从孝文帝南下，就一直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南征官兵一路走来，疲惫不堪。
9月29日，拓跋宏又要集结军队，整装出发，文武百官的厌战情绪终于集体爆发了，大家一起拦住皇帝的马头，跪地叩拜，阻挠他继续南下，于是便发生了本章开篇的一幕。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厌战情绪”对于我们纵横天下的北魏帝国的能臣悍将来说真是个新鲜词，如果在世祖拓跋焘年代，大家肯定不会讨论“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讨论“打哪里”的问题，而如果有人胆敢拦住拓跋焘的马头，估计有10个脑袋也被砍下来了。而现如今，孝文帝拓跋宏年代，居然大臣们敢于拦住马头，苦苦劝谏。这一是因为拓跋宏以“孝”治国，温良恭俭让的性格使得大家敢于发表意见；二是“太和之制”以来的各项国策的改变，尤其是施行“俸禄制”以来，禁止各级官员“贪污腐败”，于是帝国军队将士从“战争中”大捞好处的渠道被堵死了，于是“失去扩张源动力”的大臣们又怎能不阻拦皇帝四处征伐的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