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士家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不少史家认为士家高于奴婢而低于编户齐民。其论据是：当色婚配，重士亡法，无仕进可能等。关于所谓当色婚配，据《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略》载：
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修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h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仔模拚弑赜杏巧蚯罨虺睿圆坏弥尽７蚓刑煜露坏冒傩罩仔恼撸晃４！副菹屡嫒幌纶蚣钢拢形抟娑兴鹫撸こブ运抟嬷眩翊徒扛改钙拮又⒑撸拭袼玻渌瘢挡[，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拢淮锒苑街房杉迫斩病！
以上张茂所谈士女被强行配嫁之事，是有的史家视为士家地位低于平民的论据之一。但，须知在封建时代，受皇帝淫威压制与凌辱的妇女，非只限于士家。例如晋武帝在泰始九年，“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连统治阶级上层妇女都难免被掠夺，遑论士家百姓！魏明帝下诏录夺士女，虽为了满足其个人贪欲，然亦非全无照顾战士娶妻之意。如果说诏令虐待了士女，但尚有其利于土息取妻的一面。至于一般吏民则徒有失妻之痛，而无任何代偿，这样，怎样能说士的身分低于平民呢？再如张茂反对录夺士女，主张“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亦说明当时有识之士还是能够体会到在三国分争局面下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说明当时曹魏君臣上下并无贱视战士到不及平民的意向。所以我认为把“当色婚姻”作为士家社会地位不及平民的论据之一，是占不住脚的。据《三国志》卷5《后妃传》言：
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
从“宜各自慎，无为罚首”的话来看，如吏民私自娶有碍战士婚姻的妇女为妾，可能为刑法所不容许。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纸具文，但总不能得出“当色婚配”为士家地位特别低贱的论据。
下面再谈谈“重士亡法”。据《三国志》卷22《卢毓传》：
卢毓，字子家，涿郡涿县人也。父植，有名于世……崔琰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则若同牢合卺之后，罪何所加？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重。”太祖曰：“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由是为丞相法曹议令史。
以上一段材料，说明曹操初期，因多逋逃，故加重士亡法，虽已过门尚未与夫相见之亡士妻白等，执法者亦欲将其处以死刑，曹操交给群下讨论，卒听取卢毓之议，免白等死罪。这一事实，似不能说明士的身分之低贱。当操讨袁谭时，“民亡椎冰”，尚得死罪，说明操对平民的刑罚亦并不较对士为轻，所以我认为将士逃亡而罪及妻子的事作为士身分低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又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
高柔……转拜丞相理曹椽……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止，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可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
以上材料只能说明曹魏执行之士亡法有过由重变轻的历程，不能说明士的身分比平民更低。同传又载明帝时：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追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文曰：“自以单贪，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辞往掘礼，即得其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班下天下，以礼为戒。
以上事实表明营士的身分并非比平民低，第一，窦礼除能养活妻子儿女外，还能养一老妪为母，事之甚谨；且有余钱借给别的营士，表明其家情况尚较优裕；第二，廷尉高柔亲自为窦妻精心处理冤案，表明朝廷对于营士家属的痛痒并非不重视；第三，从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一语看，知窦家原来的身分即等于平民。
关于士家子弟绝无仕进可能的提法，始自著名魏普南北朝史专家唐长孺先生，唐先生在其《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中认为赵至的出身是士伍，只有从士伍出身这一点去理解，才能解释赵至以后的许多表现和行径。唐先生认为，以赵至的身分在本郡绝无仕进的可能，所以他才远投辽西落户。后来赵至当了州从事，“宦立”的目的可算初步达到了。但他不能使自己的父亲摆脱士籍。他不仅不能荣养，甚至不能公开父子关系。因此，赵至在这种隐痛心理下呕血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