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个子不高，身体单薄，脸上没有多少肉，戴个黑色毡帽，双眼凹陷，约有半公分长的白色胡须，八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毫无保留的写在父亲瘦削的脸上，双眼时常露出深邃的有些伤感的慈祥的神情，看上去有点维吾尔族老人的样子。所以，我女儿总爱学着阿凡提的声音说：“爷爷应该去卖羊肉串，可能生意还不错哟。”
父亲从来性格开朗，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总是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始终保持着阳光性格。记得在我们还年幼的70年代，因为家里吃饭的人多，能挣工分的劳动力少，所以，每年从生产队分来的口粮都不够吃，到青黄不接的三四月份，是日子最难熬的时候，母亲一天总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的，晚上悄悄地东家打听、西家走访，去协商借小麦还大米的不平等的秘密交易。（如果公开了，债主家当年就得不到救济粮指标）。母亲协商好后，父亲就带着我或者我的哥哥，在晚上悄悄地去背回来。秋收后，他又带着我们去如约还上大米。父亲是从不去找人协商借粮食的事的，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带着我们去邻近生产队玉米地，捡拾没有挖干净的洋芋回来充饥度日。在那些饥荒的日子里，父亲显得很“抠”。他从不让别人在我们家里吃饭，他经历过全国闹饥荒的1959年，他深知每一粒米、每一颗饭，对于生命的意义。有一次，一位邻居来我家谈事情，正好是吃饭时间，我们准备端菜吃饭，父亲看出我们的心思，向我们使眼神，示意我们不要慌，让客人走了再开饭。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生产队来人借农具，父亲让我们不要吱声，马上起身把他挡在门外，不和他多说任何寒喧的话语，并立即去给他拿农具，动作之快令人惊叹，迅速把客人打发走了。父亲回到饭桌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好险哟，总算省了一个人的饭。”
贪玩是父亲一生的本性。母亲经常在我们面前唠叨，说他小时候上学时，经常逃学去爬桐油树或者去小河里泡澡、抓小鱼，甚至去赌钱，一玩就是一天，所以他只认识很少的几个字，几乎是文盲。青年时代，国民党强制性的抓他去当兵，担任炊事员，时常因为贪玩误了连队正常开饭而捱训，玩皮的他如何受得了军队的严格，最后他不得不成为逃兵，偷偷的跑回了家。父亲结婚成家后，仍然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漫漫增加到自己肩上的重负一无所知，懒散——仍然是青年父亲的主要表现。母亲怀着二哥快要临产了，他照样天天出去玩牌，二哥出生那天，邻居去牌馆通知他，他说知道了，可还是天黑才回家。年轻的母亲为此生气了好几天呢，我们长大后，母亲常常用这件事在我们面前取笑父亲。每谈及此，父亲总是叼着烟袋，在一旁嘿嘿的憨笑，好象在议论别人一般。
父亲做事雷厉风行，不喜欢慢腾腾的，可能跟他贪玩的秉性有关。他干农活动作很麻利，总比别人快半拍，于是在我儿时记忆中，便认为父亲是个“能人”。但一味的快，不细致和粗糙，就在所难免了。父亲可能自己也记不清因为农活马虎被母亲“骂”了多少次。
父亲和母亲时常吵嘴，（其实，说是吵嘴，却基本上是单口相声，因为一般都是父亲一言不发的受训，或者把母亲的唠叨不当回事，很少搭腔），可无论吵嚷得多厉害，父母们都从来没有动过手，也没有骂过脏话，所以没有让对方受到伤害。因此，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应该属于恩爱的了。前不久，父亲因为感冒没有及时治疗，引起肺炎，声音沙哑，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在镇上小诊所买了点感冒消炎的药，吃了几天也没有好转，去镇医院检查，发现肺上有阴影，由于医疗设备简陋，无法确诊，医生说还是去市里大医院看看吧，他一门心思的认为是得了肺癌，是医生不直接告诉他而已，就拒绝治疗，也不再吃药了，说什么没有必要花怨枉钱了。我们反复做工作，他才愿意去市里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为慢性肺炎，根本没有任何的肺癌症状，医生说输点消炎的针剂再吃点药慢慢的康复。父亲如释重负，脸上又露出笑容。打了一周的吊针，肺上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声音还是没有根本好转，医生让他再观察几天，可他怎么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他心里一直挂念在乡下老家的我的母亲——他一生的伴侣，怕她一个人感到孤独，他就急匆匆的回老家去了。
父亲喜欢吃零食，口袋中经常有他爱嗑的瓜子，村里的年轻人碰见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伯伯，拿点瓜子来嚼嚼嘛”，于是，父亲就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瓜子给年轻人。现在父亲牙齿掉落完了，吃不了瓜子了，村里的年轻人们看见他就半开玩笑的叹息，“伯伯牙齿不好，害得我们都没有瓜子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