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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章:衙斋卧听萧萧竹(2 / 2)

“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分分钟把我往火坑里推啊?“杨峥骂道。

杨士奇一笑道:“哪能啊,这分明是一块蜜糖嘛,处理好了就受用无穷啊,旁人想去还没这个机会呢,这不今日一早,顾佐还来老夫这儿哭诉呢?你看看都说咱这结义大哥没照顾,没我在,这等好差事哪能轮到你呢?“

杨峥这会儿掐死杨士奇的心都有,哼了声道:“这等照顾,我宁愿不要!”

杨士奇正要说话,忽听得一阵脚步声,跟着一张脸伸了进来,那双骨碌碌乱转的双眼在落在了杨峥的脸上时,顿时露出了喜色,跟个惊喜的道:“杨大人可算找到你了,皇上让咱家来请大人入宫说说话儿?”

这太监不是别人,正是王振,最近他被皇帝重用的意图很明显,所以他心情不错,又看到了老熟人,脸上的神情自是藏不住。

听了这话儿,杨峥瞪了一眼杨士奇心道:“看你做的好事?”

杨士奇一笑也不在意,低着头喝茶。

杨峥正离开,忽的想起一件事,忙道:“杨大人有一件是我,我忘记告诉你,翰林院的那两个天主教的传教士你知道吧?“

杨士奇道:“听弘济说过?怎么?他们惹出了什么乱子了,还是翰林院的学生为难了他们?“

杨峥摇了摇头道:“那倒没有,是他们想在京城建立一座教堂好用于传播天主教意,这事儿在大明尚是个开端,他们派人来找我,我虽引荐他们,但开设教堂是件大事,还是告知一下内阁为好,也好听听你的意见?”

杨士奇恩了声,与这些传教士他多少也知道些,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这话儿说得委婉,说到底是他们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十四行诗》,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这事儿他没少听杨溥提起,甚至说许多西方的文明、学问、诗词不亚于我们,尤其是那个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此人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成了运用十四行诗体最主要的代表。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五首十四行诗,汇集成《抒情诗集》,献给他的情人劳拉。在他笔下的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使得诗词音韵优美,的确不错。一时在翰林院很流行,偶有诗作通过杨溥传到了内阁,所以杨士奇对于这种奇怪的诗词也有些了解,他不得不承认,虽不如唐诗宋词押韵来得严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书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文学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书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让他更满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不似往日的传教士对大明学问充满了鄙视,动不动闹出动静不同,他们来京师后,开始传教,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可以说,这次来的传教士不再为了西方的某些原则而不可理喻。相反,他们变的很好说话,甚至为了传教,对教义做出了改变,让他们的教义,教会更让大明人接受,非但如此,他们知道大明士大夫十分的好学,竟以西方科学来武装自己,如前面所说的地理,天文学也是一大手段,这些知识无疑丰富了大明士大夫的大脑,增长了他们的见识,甚是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知识的确要实用了许多,如天文上,这次能提前预测到大雪,据说就是因为传教士利用西方先进的天文知识,预测到了这一结果,这样的传教当然受到欢迎。

比起往日一本正经的传教士,他们深知入乡随俗的道理,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就这大半年的功夫,京城就开始有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敦厚、博学是京城士大夫,百姓对这次传教士的评价,许多大明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据说有许多士大夫去学习那个什么记忆法,竟十分有用,无疑是让京城人对传教士甚有好感。

就是他这个首辅,偶尔也会看一看他们的教义,不用说其他官员了,据他所致,京城就有十分之一的官儿,知道这些传教士,知道《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但好感也只是好感,大明人并没有深入一步。说到底还是因为大明人对传教士了解太少,无论是他们翰林学院老师的身份,还是他们《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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