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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国库一直并不充盈，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等永乐皇帝一死，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可即便如此，国库仍旧不够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战事不断，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这种直观的感受，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从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代却是个特例，狭小的疆土，连年的战事，巨额的赔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
事实上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全天候的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全天候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生气勃勃的商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从土地上转了出来，尽管宋代农业上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可随着商业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对商业充满了向往，宋神宗时历朝历代不受重视的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的兴盛繁荣，甚至波及到了佛门。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这些看似不起眼，却是宋代国库来源之一。
除了这些外，宋代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一个尚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可以说宋代的繁荣固然有农业的功劳，但最大的功勋应该属于商业，一个明明羸弱的王朝，却依托商业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经济强国，这本身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在于，一个大一统大明王朝，在收入上竟还不足人家的零头，这说出来或许是个笑话，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巨大的落差，让徐朗也不得不对此事做出了过多的关注，竟过自己多日的潜心研究，以及杨峥的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有些新的看法，宋代从传统的农业上跳出了固有的圈套，在通过宽松的环境，律法上的优待，以及对商人体会的提高，甚至对商业的扶持，技术上给出支持，造就了宋代商业上的传奇，大量精致的商品吸引大量从依靠土地过活的百姓，使得他们开始依赖土地，变成将土地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想卖便卖，并非不可能，至少没了土地未必不能生活，这样的后果，必然造就了越来越多人从事工商业，随着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渐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国库的充盈，百姓富裕，商业的繁荣，让人惊叹的传奇，一切的一切源自宋代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便是无意识的将百姓从土地的束缚之中走出来，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而宋代的百姓选择了商业，朝廷也据此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原则。
只可惜，这种良好的模式，大明并没有更好的继承下来，虽说在商业模式上，明代继承了宋代，可在管制上太过死板，如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朝廷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