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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钟无疑是一把好用的倚天剑，在苏州局面未稳的时候，因母丧回老家耐住二十七个月了，这无疑是给他沉重的打击，他一直觉得在苏州碰上了况钟是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位况大人虽是清流，可没有清流的固执，也没有清流的自命清高，做事情知道变通，虽有点倔，还有点不好说话，可有本事的人多少有点脾气，这与用他并无多大矛盾，事实上况大人很好用，不但好用，还很有动手能力，但凡命令下去的事情，从不大折扣，这样的一个干将，寻常的日子倒也罢了，可眼下的苏州城是玩玩离开不得的，最让杨峥担心的是，若苏州最有威望的清官轰然离去，百姓没了期望，而自己又没有强力的支持，还有几分把握去应付接下来的这场大战，之所以如此忧心，道理很简单，从责令富户退田后，他基本上把苏州的富户得罪光了，面对灾难，他们不上前推一把就不错了，指望他们帮忙，想都不想，所以能依靠的唯有百姓，而自己威望不够，难以让百姓信服，没有况钟在一旁协调，苏州还如何能治理？
这个变化来得太快，让杨大人有些反应不过来，但他毕竟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一阵慌乱后，也暗暗有了计较，这个时候的苏州绝对是离不开况钟的，既是离不开，那只能夺情了。
夺情，并非前世影视剧上看到的那么不可理喻，事实上不少朝代，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但在唐玄宗后夺情已较少见而已，久而久之夺情不为人所赞赏了，但也并不是说夺情就不符合规矩，也有因时而定的时候，比如大英雄岳飞就多次夺情起复。
绍兴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岳母姚氏去世，岳飞三天水浆不沾，哭红了双眼，他与儿子岳云等“跣足扶榇”，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徒步前往庐山安葬。史书记载：母病，“尝药进饵”，亲自侍奉；母亡，赤脚扶棺近千里。岳飞认为：“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正所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母亲落葬后，四月初七，岳飞辞官，入住庐山名刹东林寺，准备守三年之丧。但当时金兵实强，宋高宗在主战派的劝说下，派遣赵鼎处理此事，赵鼎深知岳飞至孝，立即按例通过枢密院于四月初七与初九接圣文让他起复，同时请高宗下《起复诏》。所谓起复，就是指官员服父母之丧未满期而应召任职。当天，高宗遣使慰问，在常规奠礼外，加赐银千两，绢千匹，同时‘即日降制起复’。”四月十二日，岳飞接到命他起复的密札，立即上了《乞终制札子》，希望皇帝“矜怜余生，许终服制”。不久，朝廷来使抵达庐山，岳飞准备以孝服谢恩，使者坚决不同意。岳飞接到密札与第一道《起复诏》后，再上《乞终制第二札子》。
第二道诏书行文“已降制命，趣卿起复。”在这道诏书中，宋高宗要岳飞“国耳忘家，移孝为忠”，“体几事之重，略常礼之烦”，希望他起复后“趁吏士锐气，念家国世仇，建立殊勋，以遂扬名显亲之美”。前前后后宋高宗一共发出了三次起复诏，才让岳飞重新上战场，对此无论是宋人还是后世多赞扬岳飞的精忠报国，很少有人说岳飞不孝，这一面固然看到了宋代对夺情的宽容，另一面也可以说宋人在对丁忧上并非古板一块。
与宋代的宽松相比，明代对于夺情就要严重多了，朝廷早已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所以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走夺情这条路，而这也是摆在杨峥面前最大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他，同样也是况钟的问题，杨峥甚至能想象况钟拒绝的神情，但无论如何，眼下的苏州城是离不开况钟的这一点无疑之意，所以杨大人决定还是去试一试，不管成功如否，总要付出行动才行，人生不如意事常**，可与语人无二三，而恰巧况钟便是能言的？“
杨峥本也不是一个优柔挂断之人，既决定这么做了便不再含糊，让人稍作准备了些薄礼，便去了知府后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