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论军事实力比不了大秦、西汉，也比不了大唐，秦始皇发兵六十万修筑长城导致百姓苦不堪言，最终酿成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西汉看似取得巨大的胜利，后期同化政策也不错，可在十四年的战争中，西汉军民伤亡十多万，损失几十万匹战马，到后期的时候，朝内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暴动此起彼伏。人言“去秦始皇无几”。西汉未亡于汉武帝之手，这是汉武帝的运气，也是西汉前几十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打下了良好基础，若不然大好的王朝，只怕就此灭亡。
大唐就不用说，安史之乱前的唐朝边防，可以说就是由这些游牧民族一手打造的了，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唐朝军人，也就轻易的掌握了大唐边防的力量，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回鹘与唐朝关系一直比较良好，但在安史之乱期间曾趁机敲诈唐朝，联合唐军攻入洛阳城之后，劫掠洛阳，想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强大如大秦、西汉、大唐尚且如此，我大明刚刚立国，百废待兴、安定百姓才是正经事，只要鞑子退回大漠，不再兴风作浪，朝廷大可就此放过，况且大漠变化多端，谁也不知下一个敌人是谁，与其耗费全国之力剿灭鞑子，不如留着这个敌人，至少我们对他熟悉，洪武爷的这个意图，起初，永乐爷未必明白，所以才有了永乐年的五次出兵蒙古，五次出兵效果看着是不错，可细细算上一笔账，就知值不值得了，前后五次出兵人数上就是巨大的负担，第一、二次是50万人，第四次是30万人，第三、五次是数十万人。这光是打仗的军队人数，此外还要有许多壮丁来运送粮。第一次出兵时前期运粮为20万石，第二次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第三次出兵时运粮就有37万石，挽车民丁23万，单单看这个数字，就让人觉得恐怖了，亲征一次不说财粮花费，光人力投入就达上百万，这样的花费不可谓不大，长年累月的打仗，到我朝后期将士死伤无数，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亲征时，因军粮跟不上，“致军士乏食者多死，上闻之震怒”。到第五次北征结束时，大明军损失惨重，“当是时，帝凡五出塞，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了，永乐初年，上率精骑前进……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西，傍连延百余里。中等收其牛羊、杂畜，尽焚其辎重”。永乐二十年七月，“上率师至屈裂儿河，虏寇数万余，驱牛马车辆四奔，陷山泽中，遇大寇，仓猝以其众逆战……上麾御前骑士与山下兵驰追之，寇惊走，而林间神机弩竞发，寇大溃，死伤不可数计，余寇尚数百人，驰马而走。”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取得成果是什么，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明白，远不是那帮文人吹嘘的那样好，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起义，若不是成祖爷及时醒悟，今日的局面就不是你我坐在这里说笑了。
众人彼此看了一眼，各自心里嘀咕开了，但大致的看法是差不多的，成祖爷在永乐初年通过几次穷追猛打后，取得效果并不如人意，加上国内百姓困苦，他慢慢也延续了洪武后期的策略，对鞑子不再以武力为主，而是通过搞瓦解、赏赐和平定外蒙古的不听命于他的东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东内蒙古的兀良哈诸部落，想方设法在北方边境取得和平。在他老人家征剿叛逆的阿鲁台和马哈木部落领袖的同时，他还派使团带着礼物邀请蒙古人在纳贡制度下进行贸易。朝廷廷利用这一制度出于几个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为明朝骑兵提供马匹的来源。蒙古诸部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它们需要取得中国的货物，虽然当它们的需要不能通过贸易得到满足时经常袭掠边境，但大规模的战事并没有发生，这其中固然有蒙古实力的衰弱，但不可否认几次大规模的想战事后，鞑子虽分化为三，但势力并不弱，纵然大明举全国之力，也未必能一举荡平，反而引起了自身的矛盾，所以从后期开始，在对蒙古态度上成祖爷多以安抚，分化为主了，武力反而是其次了。
这种帝王的心思，张翼等人自不善于揣摩，此时被杨峥娓娓道来，既感到惊奇，也觉得本该如此，只是心头不知杨峥七七八八弯了这么一通，到底想要干什么。
帐内沟壑正旺，温暖的气息让四人有些昏昏欲睡，碍于杨峥话儿还没说完，四人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杨峥全然不知四人心思，见自己的一番话儿无人反驳，只好一锤定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这么多无非就是告诉你们，这大漠上的鞑子就好比是这大漠上的杂草，单靠武力去消灭它们只能是徒劳？”
张翼道：“这个卑职也有些明白，可双方是世仇，不靠武力那靠什么？”［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