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后其中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这鲜明地显示了当时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巨大吸引力，及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善而非蔑视。
在大明境内，则是优待安置，供给赏赐，有求必应，开国之初，便有不少衣衫褴褛、充满渴望的归附的蒙古人蜂拥进大明。
其次，自由来去，对于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明政府还让其自由来去。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比汉人自由得多得多。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即便现在也不多见。第三税赋俱轻，据万历三十五年所载辽东巡按肖淳的条陈：“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降附，安置安乐、自在二州者，名曰达官……至于自在、安乐二州达官，初谓其犬羊就柙，犷悍犹存，故不差不粮，亦不委任以事。”也就是说，女真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
第四，设立互市——设立互市，只使明朝小程度地减少边境骚乱的发生，却极大解决了南下归附者的日常生活需要，隆庆六年七月辛丑“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自内地”，而且还有避免天灾损失的作用。
第五，授官世袭——永乐十三年十月壬辰：“吉里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景泰二年九月戊戌：“海西亦马剌卫故野人指挥佥事阿兰哈子写称哥来归，命袭指挥佥事，于辽东自在州安置支俸。”
等等类似记载亦是随处可见。永乐十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娠之，毋令失所”；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二百二十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娠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一量拨粮米接济”，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娠之”；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住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明万历45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娠济，可以说终大明一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坐着诸多努力，所取得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不得不让人沮丧，杨峥在深入这个问题的时候，慢慢的发现，大明的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巨大的努力，甚至可以说很多方式即便是放在二十一世纪也是值得去效仿的，可在各方面近乎完美的大明朝却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经济。
无论是朱元璋不厌其烦告诫子孙后代的祖宗规矩，还是朱棣留下西洋，还是朱家后世子孙不断的救助，他们把大明该给的能给的都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了出去，铸铜艺术、瓷器艺术、漆器艺术、玉器雕刻、雕塑、建筑、描绘、科举、杂技、傀儡戏、皮影戏一样都没少，可在大明文化的熏陶下，带给鞑子更多的视觉上的享受，与对先祖辉煌战绩的怀念，反而激发了他们内心入住中原的念头，从而燃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通过多次回顾与研究，杨峥才发现了一个最简单而直接的道理，如果说中原是精神文明的话，那逃回大漠的蒙古鞑子就是物质文明了，一个连铁锅都没有，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的民族，单靠强大的精神文明是难以顺服的，在生存面前，没什么比银子，比粮食更值得信赖，朝贡的经济模式，一方面让蒙古人对他们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大明因自身的经济模式，并不能给予更多更好的物质，在这种互相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任何的精神文明都难以为继，最终的演变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战事的结果又使得大明的朝臣固执的认为蒙古鞑子生性残忍好战，喜好掠夺，却忽略了蒙古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在经济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一条通过战事掠夺的路子，而相比其他国家，大明毫无疑问是最好的目标了。
鉴于这一点，杨峥决议走一个新的和平之路，以经济为支点，彻底敲开同化蒙古这扇大门，通过研究他发现，单一的蒙古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需求的数量使得他们不惜一次又一次的通过战事来掠夺，而大明物产虽丰盈，但马匹上就不如蒙古了，开国之初朱元璋等人为了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以加强边防力量，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由于代官养马制度解决不了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在永乐初年，明朝政府开始修改此项制度，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