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作为首辅，不可能不面对这些奏折，本着不得罪人的原则，杨士奇并不想将处分拟得过重，只是责备了于谦两句，这事儿就这么过了，有了内阁的态度，于谦做事越发毫无顾忌，先是亲到河南开封一带黄河沿岸视察，发动农民在秋后增筑沿河大堤，更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巩固堤基，每五里设立一个窝铺，派专人巡守，负责督率吏卒，随时修缮河防。对于刑狱，也多悉心从事，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人人得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几乎是全面能手，弄得河南的一干官员坐立不安的很，非但如此，又在山西、河南各县，将交通大道，筑高路基。旁边多开壕堑，多植槐柳等树。路旁或三里、或五里、开凿一井，大行爱民之举，这种保百姓，得罪豪门的事情，自然引起了更多的豪门地主的不满，经过他们的资助的官员得他们指示，疯狂的弹劾。
眼看次次弹劾无果，一些不甘心的官儿干脆将矛头对象了杨士奇，也不知那个大胆的官儿匿名写了一份《请诛贼臣疏》，奏折上大骂杨士奇为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贼乎！“这一番大骂立即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响应，纷纷上奏折弹劾，骂得最狠的无一例外是来自江西、山西、河南，说什么太祖高皇帝亲见宰相专权之祸，遂诏天下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不得平章国事。故载诸祖训，有曰，以后子孙作皇帝时，臣下有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其为圣子神孙计至深远也。及杨士奇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题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后敢行。及今则先面禀而后敢起稿。杨士奇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杨差人络绎不绝。事无大小，惟杨士奇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虽以前丞相之专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杨士奇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干系。以故各官之升迁，未及谢恩，先拜谢杨士奇。盖惟知事权出于嵩，惟知畏惧奉承于杨士奇而已。此坏祖宗之成法，此乃大罪也，这一番诛心之言，差点没把杨士奇活活吓死，急忙上奏辩解，总算当今圣上不糊涂，这事儿才算是就此作罢。
但经过这一事，杨士奇在对待于谦的问题上虽说一如既往的支持，但在触碰祖宗法度的事情上留有余地，这并非是害怕，而是避免再度引起言官的弹劾，弄得朝廷不得安宁，身为首辅比谁都清楚，一个盛世的王朝，最需要的是什么。
经过这件大事，于谦倒也多了几分聪颖，在处理问题上，手段就老道了许多，如上江西、河南灾荒之后，疾疫流行。于谦设立“惠民药局”，救治各地农民的疾病。农民自然感戴于谦，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凶年饥岁贫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儿女卖与富家翁，一男止换六斗谷。春来只有四斗粮，兼粞夹糠煮薄粥。夫妻共食一月余，面渐（左兀右王）羸皮搭骨。引领看看作饿莩，**耗于无泪哭。忽闻巡抚到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示民出粟自捐俸，谆谆复谕富贤良。幸蒙尚义诸耆俊，贷资输谷到官仓。大家小户皆得食，顷然面色生荣光。鳏寡孤独俱有养，医药调理救灾伤。赵父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这些歌谣经过百姓之口传了出来，那些地方豪门想要弹劾，也难以下口，本着这个经验，从宣德八年到宣德十年两年来，京城再无本分奏折，这可喜坏了杨士奇，没少当着皇帝的面为其说些好话。
本以为等到自己致仕后，于谦会一直这么老实，却不想刚安静了两年，于谦就来一个大的，相较与两年前的各种小打小闹的动作，这次就结结实实的天怒人怨了。
因这次来自税粮和徭役方面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是从那些豪门大户的口中夺食了，尤其是江西，这个包含南昌府、广信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瑞州府、袁州府、临江府、抚州府、建昌府、吉安府、赣州府、南安府。1个散州，宁州。设77县的大省份绝对算是文化上的另类，自唐至清，江西考中进士1.05万人，占全国10.67%，其中状元48人。宋代多有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婺源潘钰及子孙“一门十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门同科五进士，时号“五桂”。铅山更有“隔河两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说。明代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或是占据前十名的大多数。建文二年庚辰科一甲进士和永乐二年甲申科前七名进士均为吉安人，连续二科的三鼎甲均被吉安一府夺得，在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这个数目恐怖的吓人，到了大明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下去，明初就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是这样的：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