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自己也愣了，这样话可不能说出来，要是传出去，可是大大的不好，将来会影响到那个孩子。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
这时刘娥说：“可不是吗，这孩子不是圣人转世，怎能有这样聪明？”
真宗更是一愣，心想我自己已经说错话，你还来添乱？
就在真宗和太监宫娥担心时，刘娥话锋一转，说：“官家是大圣人出世，那个小孩子就是小圣人出世，官家，再想想，就象孔夫子有颜渊，官家也有石坚。”
“妙！”真宗高兴地不顾有人在边上，搂起她。她这样一解释，还给了那个小孩子名声，还不会让他以后加罪。
于是在石坚还没有进京，就成了小圣人。开始还有人反对，可当他们看到《资治》时，一个个哑口无言。这样的书就是一个成名的大儒也写不出来，而他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这是何等的才气！就是孔子复出，在十二岁时也没有这么大学问吧。
真宗从打开《资治》时就舍不得放下。过了好一会儿才将目光转向那份《伪尚书考》上。等到他打开这本书时傻眼了。宋朝科考已经考尚书。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
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魏国出了个王肃，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到了宋朝已经消失。
这一千年中间，也有怀疑的人。南宋的吴棫先难，朱熹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他们似乎都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元吴澄才断然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到了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到了清中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现在断定二十九篇是真本，《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
石坚这本伪尚书就是参考梅版为主，加上阎、丁、惠以及现代6继现的证据。论点明确，论据有理，对这些伪版尚书中的人名、地名、词义一一驳斥。就象他揭开苦果响钟秘密一样，不揭开神秘，一揭开就那么回事。虽然石坚也对伪版中《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作善，降之百祥；《伊训》做不善，降之百殃。《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同力度德，同义。《泰誓下》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旅獒》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君陈》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等句子持着一种肯定的态度，也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
可是真宗看了苦笑，这不是在为难朕吗，此书一出教天下大儒置之何地？
刘娥看到他为难也翻看一看，果然也是摇头，不过她头脑清醒，说：“官家，不可一错再错。”
“何以置之？”
意思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