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情报委员会主任尤里奥洛夫动手，瘟疫便以飞快地速度蔓延开来。
整个亚里宁半岛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恐惧侵入进每个人的心头。尤其是那些穷人，生怕一不留神被感染上，将要听任那些搬运尸体的脚夫们摆布，或者被强行抬走，扔进传染病院。
连上帝眷顾的罗马也无法置身事外，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天花便夺去了三千多人的生命。少数有幸挣脱瘟疫魔掌，恢复健康的人，在市民中完全称得上特权阶层；其他人要么半死不活的躺在，要么黯然死去。
那些尚未被感染上的人，整天提心吊胆，一言一行都是那么地谨小慎微，左顾右盼。他们步履缓慢，神情狐疑，显得既急躁又犹豫。在他们眼里，似乎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可能是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的凶器。
另外一些人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确信自己已经康复，因为接连两次感染瘟疫的例子不但罕见，而且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瘟疫的威胁，他们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哪怕已经变成了一个丑陋的麻子。
空前的浩劫威胁着整个欧洲，不管城里还是乡下，路上都空荡荡的，难道见到几个幽灵似地路人，也是在往坟地里送亲属的尸体。没有送别的宾客，没有殡葬的礼仪，也没有安魂的哀乐，一切都那么地死气沉沉。
虽然迄今为止，乌尔比诺没出现大规模感染的疫情，但首相阿尼阿涅伯爵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刚巡视完几个重兵把守的边界哨卡，又匆匆赶到了圣玛利亚大教堂，跟乌尔比诺主教博罗梅、**官雅各布斯、财政大臣波尼法休斯男爵，以及身兼托斯卡纳、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和东印度公司驻乌尔比诺大使、代表数职的巴尔西亚伯爵，共同研究防疫事宜。
“……事实证明，大西洋学会提供的预防药物是有效的。包括成年人在内的一万三千六百多佛罗伦萨市民，强制接种后无一被感染，疫情也由此而得到了控制。相信用不了多久，封锁和隔离都会相继解除。”
巴尔西亚带来的这个消息，让雅各布斯**官欣喜若狂，禁不住地说道：“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主教大人，您还犹豫什么呢？至少有女大公陛下和公爵大人在，我们无需像其他国家一样担心费用问题。”
在救死扶伤方面，教会具有着绝对发言权。
尽管卡洛斯大夫从联合舰队卫生勤务委员会抽调的一个应急防疫小组，半个月前就带着药品抵达了乌尔比诺，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对接种疫苗是否有效、安不安全心存疑虑的博罗梅主教一直没首肯。
在没有爆发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下，没有教会的支持是没法强制接种的。毕竟这个时代所有国家都没有设立专门负责卫生事务的机构，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由神职人员们来负责。
见主教大人还在犹豫，阿尼阿涅首相急了，掏出克劳迪娅的亲笔信，忧心忡忡地说道：“主教大人，大公陛下在信里说得很明白，药物只能预防而不能治疗，如果错过了最佳接种机会，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博罗梅是托斯卡纳摄政、卡洛红衣大主教的挚友，出生于米兰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原本可以生活在华丽安逸的环境里。但他从孩时即铭记关于献身和谦逊的准则，坚信骄奢淫逸是空虚，傲岸自负是罪孽。所以从教会中学毕业后就毅然献身宗教事业，从当时声誉斐然且被百姓们称为“圣者”的堂兄手里接过教袍。
不久之后，又进入耶稣会在罗马的神学院深造。在那儿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履行全部规定的职责，还志愿承担向那些愚昧者或流浪汉灌输天主教教义，走访、服务、安慰和帮助病者的义务。
他利用这一过程中赢得的威信，吸引其他教友也来从事这样的工。在做每一件正当的、有益的事情时，他优秀的品格总是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最前列，即使当时他在教会里地位仍然是低下的。
他认为教会财产收入乃是穷苦人的财产，他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直以来，他的饮食尤其说是简单的，毋宁说是寒碜的；他的衣着与其说是朴实的，毋宁说是陈旧的。尽管现在的地位能给他带来种种好处，但他不止无意去追求，而且想尽法子去回避。
出于同样的缘故，为了他节俭的伙食不致有丝毫浪费，他时常把每顿剩余的食物亲自送往济贫院。这样的生活水平和方式跟乌尔比诺大主教的身份完全不相称，而且从来没想过要改变这一切。尽管至亲好友纷纷抱怨，甚至责难，认为这样行事贬损了家族声望。
虽然才来了不到四年，但如此谦逊的表现，让他在乌尔比诺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他跟挚友卡洛红衣大主教一样，同样热衷于科学和艺术。被教皇陛下和克劳迪娅共同任命为乌尔比诺主教后，他以过人的胆略和宏伟的气魄，斥巨资让一座巍峨的图书馆拔地而起。
为了丰富图书馆的藏书和手稿，他除了不吝自己的心血和金钱外，还派遣他四处物色到的几名有着丰富学识和经验的学者，分赴罗马、佛罗伦萨、米兰、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耶路撒冷去采集书卷。
在他的努力下，乌尔比诺大学在短短的三年里，就拥有了六万多册图书和两万八千多卷手稿，以至于连罗马的学者都闻风而至。
作为图书馆的配套机构，他建立了由他命名的“三语学院”，专门研究拉丁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并让学生们在这儿接受各学科和语言的培训，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教授他们更深奥的学问。
同时还在王室的资助下，开设了一个专门出版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法语、英语、迦勒底语、阿拉伯语和阿尔美尼亚语书籍的印刷所；一座陈列绘画和雕塑的画廊，以及一个培养绘画、雕塑和建筑人才的艺术学院。
就画廊和艺术学院而言，有佛罗伦萨的全力支持，他很容易物色到现场的师资。而其它机构他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许多语言在欧洲的传播远称不上广泛，而遴选这样的人才，又远比制作那些陌生的铅字困难得多。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了下来，并干得很出色！
从他给图书馆制定的使用和管理规则，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长久效益的关注。而且就很多方面而言是高明和周到的，甚至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和习惯。比如要求图书管理员要同欧洲各国博学之士建立联系，以便从他们那儿了解各门学科的现状，以及国外出版的优秀图书信息，好尽快购买。
比如亲自制定参考书目，向学者推荐他们没有读过的、但可能有益的著作；他还责令图书馆向所有人，不管他是乌尔比诺人还是外来者，提供按照各自需要利用图书的方便于时间。
这样用心的安排，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说，可能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因为它同建立图书馆的宗旨相吻合。而现在的情况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包括佛罗伦萨大学、苏格拉底学会、齐门托学院在内的、几乎所有收藏图书的地方，书籍都是不开放的，通通放在书柜里。只有在图书管理员特别照顾，认为可以人读者阅读片刻的时候，才会从书柜里取出。
至于给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他们压根就不曾想过，更别说任何人都可以借阅，甚至还提供座位、纸张、羽笔和墨水，便于人们摘录他们觉得有用的文字了。
连远在萨累的董南，都相信对于任何时代而言，博罗梅主教都属于那种凤毛麟角的人物。因为他把自己非凡的才华，豪富的家赀，优雅的特权和矢志不渝的意志，全部奉献给了对善的追求和行使。因为他的人生犹如悬崖峭壁流泻而下的一湾澄碧晶莹的溪水，汩汩地流经迥然相异的土地，曲折萦回，永不停歇，永不浑浊，最后依然保持澄碧晶莹的本色，汇入浩浩长河。
所以在重大问题上，阿尼阿涅首相都会主动征求他的意见。见众人齐刷刷的紧盯着自己，博罗梅主教干咳两声，凝重地说道：“既然接种药物确实有效，又没出现显著的副作用，那我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