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
再说税收，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当然这是当时的弊病。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但这是历朝历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再加上现在在位的是很不着调的徽宗皇帝，一味贪图享乐，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纲，所以造成了后来的方腊起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得承认，相较于前代，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就拿快活林这样的一个小集市来说，它的繁华程度已经不下于后世的乡镇，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还是与统治阶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的。宋朝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划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镇也是如此。夜晚还要实行宵禁，这样一来虽然便于统治和管理，但是这样很不利于民间的商业发展，普通百姓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刨食，而商户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国家的税收都来自于劳苦大众的赋税。但是自仁宗以后，宋朝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商税，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由农业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转变。
像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不是一个特例，整个大宋有千千万万个快活林这样的商业集市，就是东京城外同样聚集了相当多的商户。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得不为它赞叹，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对此时的统治阶层极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