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铮大学的时候,又一次跟室友讨论到这个问题,他的室友就说了:“孔子赞成变法?我怎么不知道?”
云铮耸耸肩:“很简单,你所看到的孔子的思想是‘删减版’的,不是原本。这‘删减版’里面讲的都是什么做人、做事、仁义、忠孝等等这些空口道义的东西,所以你不知道孔子赞成变法是正常的。”
秋临江在变法前夕把这哥们搬出来,只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咱们平日里整天挂在嘴边的孔圣人也是赞成变法的,所以你们就别老用祖宗的家法来挤兑我了。
这个说法很好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很显然,在大魏,孔圣人说的话肯定也比老祖宗更有信服力的,所以按事物正常发展,这满朝的文武大臣应该是同意秋临江变法的。
可惜就这么一件事,就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群反对变法的大臣也是读过孔子作品的,这群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孔圣人和你秋临江所知道的孔圣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他在我们读到的书里面可没提到什么赞成变法,可在你秋临江那里怎么又赞成变法了?
关于这个问题,云铮只想说两点:第一,他们说的没错,他们所知道的那个孔子确实没怎么提过赞成变法的内容,但是也绝对没说有什么反对意见;第二,孔子确实又是赞成变法的,而且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中大部分都是赞同变法的。哪个诸侯国能变法,哪个国家就能强大起来,在那种动乱的年代,学术大师说赞成变法是很正常的,孔子他老人家有事没事就去游说诸侯王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些诸侯王接受自己的观点,接受自己的一套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革”。
秋临江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理论基础,只好把一个死了一千多年的人搬出来说事,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搬出来的这个人,人家不认可,所以从这层面来说,秋临江的此次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弱势的,因为他压根没有理论的支撑。没有理论支撑最大的麻烦,就是容易遭到士子们的攻击。
可惜秋临江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的历史中,后来有一个叫清朝的朝代,出了个叫做“维新变法”的东西,玩的也是这套把戏。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到满朝文武反对自己变法,也把孔子搬出来说事,说孔子也是赞成变法的。
这种说法,叫几个好朋友在家里玩一下辩论赛或者是过家家的时候是可以拿出来说的,不过要想让大部分信服是不可能,这“大部分”人总不可能承认自己从小就读的书是错误的吧?
其实说这么多,只需要用六个字就可以总结出来了——“名不正,言不顺”。理论这东西,往大了说那是能指引大家的向前奋斗的,或者是能提升个人思想境界。往小了,其实就是一个能忽悠人的东西,有了它你就可以让大多数人都对你搞出来的东西信服。可惜秋临江不太会忽悠人,他也不知道忽悠人的重要性,所以愣是没有搞出云铮心里所想的“理论成果”。缺了这东西,你办啥事都没有说头,也自然很难获得人家的支持,特别是当人家把这“家法”、“祖制”之类的东西搬出来说事的时候,你就会显得特别理屈。
当然话又说回来,云少帅在肚子里琢磨琢磨很简单,可要真想搞一个“理论”的东西是很麻烦的,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也不是你想弄一个弄一个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风气、思想认识、道德观念等等许多因素的制约。从这角度来说,大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改革,不过都是失败的居多。
那么照这个逻辑,没有这理论基础做支撑,那难道就不能改革啦?
关于这问题,云少帅倒是可以很肯定地回答:能。
能先搞出一个理论基础再来搞改革的人,是千百年等一回、几十辈子才出一个的天才;搞不出理论成果,也想搞改革的,有两个前提:第一,您是个天才;第二,您是深谙你所处的改革环境,并且比一般人都熟悉你自己所处的环境。
前面这种情况,千百年等一回,在云铮前世,清朝覆灭后的近半个文学都是这么玩,这一时期天才太多,理论也很多。(具体的我就不赘述了。)
至于后面这种情况,从盘古至今(只考虑封建王朝),云少帅只认一个:张居正。这哥们那是真天才,13岁就在“官员考场届”里出过名,同时这哥们把整个明朝都吃透了,哪里有问题,问题的病症到底在哪里,哪群人是可以靠得住的,哪群人又是需要给一块糖哄骗一下,需要怎么改革,具体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关于这些张居正都摸得太透了,所以他能成功。除此之外,要想改革成功,谨献上两个字:极难。
理论基础不足,只是秋临江变法败笔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这变法在实际贯彻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导致秋临江变法必将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说白了,就是秋临江的这些变法措施中存在了太多的问题。
就说青苗法。(青苗法的具体内容前文有述,不赘述了)
云铮的一贯看法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如果让秋临江来解决,估计他会把这责任推到地方官员身上,指责地方官员不负责任。
秋临江的人品倒是天下景仰的,但云铮这样来揣测他,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平时言语中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也印证了云铮的猜测是对的。
在秋临江看来,这天底下的官员就他一个人是对的,其他的官员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他的官员都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人,只有他自己为了天下苍生的。印证了屈原那句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仿佛这大魏朝所有的官员都是污秽不堪的。
当然从某些角度来说,王安石确实有资格这样想,因为他生活上确实很节约,没有因为自己官当得大就铺张浪费;同时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他也有思想自由权。
可惜他是一个政客,或者拔高一点说,是个政治家。
政客就是要同形形的人打交道,如果把自己定格为这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还有谁来替你办事?谁还愿意和你打交道?
而事实上,在青苗法一经推出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沈派、顾派、秦派、杜派等诸多世家大臣都指责者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秋临江听到这些言论之后,不思悔改,一心只想着是别人故意为难自己,故意要阻碍自己的变法事业,说得难听一点,典型的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肚鸡肠”、“冥顽不化”、“眼光狭隘”的货色。
人家和他说地方官员办事不认真,他首先想到不是如何增加地方官员办事的积极性,而是想到“地方官员不堪大用”;人家和他说,这青苗法在落实过程中,难度太大,这种定额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合理,他觉得这是地方官员“渎职、不尽力”的表现;总之,人家跟他说的任何关于变法不好的内容,他都只会把人家往坏处想。
假想,如果秋临江在听到这些反对的心声后,能积极改进这项法案中的不足。比如,既然定额完成的任务不太合理,那就适当把任务定了低一点,尤其是在大丰收的年份,那就可以暂缓实施这条措施。再比如,既然地方官员办这事积极性不高,那就干脆给他们一点经济刺激,把这青苗法中的部分收益和官员的收益相挂钩,这样一来,官员本人的积极性也可以得到保证。又如,既然青苗法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那在收取利息的时候可以采取阶梯差额定价,如果借粮食少于10斗的收取10%的利息,超过这个数量就按20%收取,以此类推。这些改进,不是云铮自己乱想的,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中一些措施就和这些差不多。
改革过程中免不了会出一些问题,出现了问题只要有人去改就可以了,改革的各项措施就是在不断修改中完善的。可惜秋临江不懂这个道理,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即使有错那也肯定是地方官员的错误。抱着这种想法,改革要能成功,那还真有鬼了。他靠这种近乎于疯狂而又偏执的执政理念去实践他的变法构想,注定是得不到广大人士支持。
云铮对此固然有些叹息,但更多的却反而是轻松。他不是一个圣人,身处这个时代,身份、武力是他的两大法宝,但他最大的倚仗却是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如果秋临江变法成功了,这个历史的走向就要大变样……
而现在,云铮却是有把握在这样的乱局中狠狠赚上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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