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圣方济·沙勿略于嘉靖三十一年抵达并病逝于广东上川岛，耶稣会人士来华已经六十八年了。其间，他们曾多次求见大明的君主，但除了利窦玛在万历二十九年进行过一次另类的“面圣”之外，耶稣会人便再没有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有过新的接触。</p>
进京觐见中国的皇帝，向他宣传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并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是自第一代耶稣会人来华之后就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p>
经过数十年的接触与摸索，来华的传教士群体终于开始意识并承认，大明或者说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之处。</p>
从朱元璋建国以来，大明始终保持着对周边各国的凌驾态势。明长城建成后，北方的问题也从敌国入侵变成了经年边衅。除正统十四年那次惊天动地的土木堡惨败，以及嘉靖年间短暂的庚戌之变之外，帝国的北部国门——京师，再没有受到过外敌的威胁。</p>
大明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宗藩关系，在朝廷的认知中，欧洲人的地位可能比朝鲜人还低，最多比倭国的海盗高那么一点。</p>
耶稣会来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明朝的官员对耶稣会的态度甚至都不是敌视而是漠视。即，“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外夷而已，能抚就抚，不能抚就剿。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利窦玛开始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p><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